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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文明区划研究中心主办第六届全球史学术论坛

  2018915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文明区划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全球史学术论坛在金龙潭酒店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江海学刊》、中信出版社等多所高校和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文明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词。

  本次论坛分为四场主题发言、评议和开放提问。第一场,来自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牛军凯教授首先作了题为《元越战争与安南山神》的发言,他认为十三世纪蒙元势力南下对越南政治和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正是在此背景下,为强调越南与北方王朝的不同和越南的独立性,第一部越南通史《大越史记》在安南国王指导下完成。而战争对越南民间信仰的影响更加广泛,延续至今。牛教授通过对南海四位圣娘、兴道大王、范颜三位神仙信仰的形成进行考察,探讨蒙元战争对越南民间信仰的影响。第二位发言者是来自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马光,发言题为《开海贸易、自然灾害与气候变迁:元代倭寇在中国沿海活动新探》。他指出以往学者探讨倭患原因时,多从中、日和朝鲜半岛的政治形势、海洋政策等角度思考,却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气候与环境因素。他认为,日本频繁出现的干旱、台风、瘟疫、洪水等自然灾害是导致日本国内出现动荡局势的重要诱因,而气候变冷则导致日本粮食减产,引发饥荒,进而导致倭寇流向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四处掠夺。如果说自然灾害、动荡的政局等是深层因素,那么庆元等地官吏的贪污腐败和勒索无度则是部分倭寇事件的直接导火线。倭患的发生是多方面综合因素促成的结果,应从多角度来分析考察其成因。接着,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魏孝稷作了《互动视角下东亚文明史的空间结构:兼论中国的历史空间》的发言,他首先讨论了文明史范式的优势,接着从互动的角度描述包括中亚和东南亚在内的东亚文明得以形成的交往网络结构,指出交往网络主要由贸易、以军事技术和交通技术为重点的技术交流、封贡政治体系、短期性和长期性移民、思想文化交流能内容组成。从中心-边缘视角阐释东亚文明构成的圈层结构:中心区(圈)、半边缘区(圈)、边缘区(圈)。他指出东亚文明史视野下中国的历史空间由中心区和半边缘区组成,两汉时期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历史空间的范围。最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张翔副教授作了题为《全球史视野中的“秦火断裂论”》的发言,他在近代以来全球思想交流的语境中,对康有为与晚明以来全球思想交流及中国思想发展之间作了初步的梳理,勾勒出“大同立教”在近代中国流变的复杂线索。

  第二场发言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庞冠群副教授首先就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启蒙运动研究作了题为《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的发言,她指出新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研究的图景在回应后现代主义质疑、与新的史学潮流结合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下的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转向,转向海外殖民地,转向研究启蒙运动与他者的交流与互动;二是重新回归对于思想问题的阐释。启蒙运动多样性与同一性问题再次凸显。接着,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徐前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启蒙全球史的起源与方法》,他认为现代学术界对于启蒙有两种解释方法,即哲学家的启蒙和历史学家的启蒙,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实证意义与形而上学、民族性与普世性的区别。第一种方法自法国革命后经历了两次转折,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又过渡到现代性批判。第二种方法在思想史、概念史和形而上学之外注重事实分析,涉及现代生活的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这种方法跨域了国家和民族边界,进而形成大西洋启蒙观,但总体而言仍有欧洲中心论的迹象。在全球史开端之际,这一领域出现了突破欧洲中心论和大西洋史的机会,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发掘观念的世界联系,同时不回避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对启蒙普世性的质疑,在世界性、长时段和实践意义上构建启蒙全球史的方法。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的田汝英副教授第三位发言,发言题为《中世纪穆斯林商人与亚欧香料贸易》,梳理了中世纪穆斯林商人的香料贸易的特点及其影响。她指出穆斯林从事香料贸易的三个特点:第一,时间跨度大,涉及地域广,贸易规模大。中世纪穆斯林从事香料贸易的时段为7-15 世纪,地域则从西方的摩洛哥和伊比利亚半岛一直延伸到东方的印尼和中国,成为西欧和中国的主要香料供应商。第二,以中介贸易特别是对欧洲的中介贸易为主。阿拉伯人贸易活动的主体是把香料从印度运到波斯湾、红海和利凡特的市场,转手卖给拜占庭和西欧商人。第三,贸易与宗教、文化传播相辅相成。中世纪穆斯林香料贸易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二是促使西欧寻求贵金属,西欧发展生产,开拓新航路。

  第三场发言围绕全球史研究理论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董立河教授作了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发言。董教授认为 “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为“世界史”[world history])代表一种将各种现象、事件和进程纳入全球脉络中进行分析研究的诉求。在全球史的宏大框架下关照过往历史事件,重新评估其意义和地位,已逐渐成为史学家们的自觉理论意识。他指出,全球史虽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其主要的理论旨趣仍然属于西方追求整体性和价值感的现代性传统。“普遍历史”可以归结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回溯并反思西方悠久的“普遍历史”传统,有助于理解全球史的当下形态,也有益于解决当前全球史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的杜宪兵老师的发言题目为《我们读懂威廉·麦克尼尔了吗?》,杜老师认为麦克尼尔对世界历史的冷静反思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深沉忧虑无疑对我们认知全球化、研究全球史提供了警示和启迪。他指出全球化具有历史阶段性,应当全面认识当今全球化的特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过速的弊病,特别是全球化对村落的破坏,对不同文明的地方性特质的消解及其给社会稳定、全球秩序带来的危害。结合对全球化的反思,应当充分认识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地方性的存在,深入解剖全球与地方的关系;深入理解全球史的研究单位问题;通过比较方法,把没有被卷入互动进程的地区和群体纳入研究之中。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董欣洁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全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发言,她指出狭义的全球史是指西方(主要为西欧北美地区)的全球史。广义的全球史超越了西方,受到各地区史学传统及变革的影响。中国全球史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她认为,可考虑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总结,并分析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思路,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这将会推动中国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于展副教授最后作了题为《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中的“种族取向”》的发言,他指出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中的“种族取向”包括以种族为核心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研究、以种族为纽带的对第三世界的外交和反殖民主义国际斗争研究以及隔离主义者的保守主义外交研究等。这些研究常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潮流和文化转向紧密相联,反映了美国学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盛。“种族”已成为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种族话语也逐渐成为相关研究中的主流话语。

  第四场,由复旦大学的朱联璧首先作了题为《从正式帝国到非正式帝国——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对帝国空间的不同想象(1881—1977)》的发言,通过梳理伦敦王家殖民地学会及其后继者在1881 年至1977 年出版的七套图书馆馆藏目录,呈现出了不同编辑对帝国空间的想象。在英帝国不断扩张的19 世纪,目录展现了正式帝国的不断扩张,以及不同地区与帝国的关系亲疏。20 世纪30年代和70 年代出版的目录,对应了非正式帝国的空间,强调了不同地区在空间上的联系。她认为关注文献所研究的空间,既能宏观地了解19 世纪末至20 世纪中期英国知识界对帝国不同的空间想象,也对理解当下新帝国史研究的趋势有一定启发。第二位发言者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曹寅,他的发言题目是Bombs in Beijing and Delhi: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errorism in Modern China and India,发言以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故事展开。1910年初,中国革命者试图暗杀清朝的摄政王,在他位于北京的住所附近安放了一枚炸弹。两年后,德里的印度革命者企图暗杀英国总督时使用了一种类似的炸药。尽管这两起暗杀企图都以失败告终,而且在两国的民族叙事中都被边缘化,但中印两国革命者在海外学习便携式炸药技术的跨国联系,揭示了现代中印历史是如何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曹寅不仅重新审视了中国辛亥革命与印度民族革命的边缘问题,还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目的是要从边缘化的角度展开一项实验,以书写现代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历史。接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彭姗姗作了题为《火星之旅:“交互经验”视角下的杜威访华事件》的发言,她基于《杜威通信集》、地方报刊及在华英文报刊中的新材料,突破以往研究“影响——接受”的思路,从“交互经验”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杜威访华这一跨文化交流个案,把杜威在华的讲演视为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她指出杜威关于中国问题的探究展示了其实验主义哲学的真正精神与方法。另一方面,杜威的新探究也揭示了新文化运动最终偏离了文化运动路径、转向政治解决的某些深层原因。最后,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乔瑜作了题为《生态帝国主义在澳大利亚:以灌溉农业的发展为重点(1830-1860)》的发言。她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长期以来的环境管理为殖民时代的农牧开垦提供了有利条件。澳大利亚的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是灌溉农业发生的生态驱动。殖民经济助力下的殖民地转型和殖民地种族主义的生态文化共同推动了灌溉农业的扩张。灌溉农业的发展是以土著居民的生存空间压缩和土壤的盐碱化为代价的。但灌溉区并未能被改造成为新欧洲,土著居民也在强大的环境压力下习得了新的生态技能和权力语言。

  讨论结束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夏继果教授作了会议总结,肯定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并对与会者提出了“心怀希望,继续探索全球史”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