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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新写法

刘新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4

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必须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种不同文化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相互之间建立起友好互助的关系。

文明分类是西方人的学术建构。时下,人们对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乃至其他种种“文明”早已耳熟能详,甚至以为世界和人类分为不同文明和文明区是不言自明的事情。然而各种“文明”之间的区别并非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文明只是近代以来欧洲人在认识世界、诠释世界历史时创造出来的概念。

 

文明:殖民主义的想象

15世纪末叶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人“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构想描述这个世界的历史。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其对世界的征服同步,所以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也充斥着征服者的优越感。他们以世界的“主导者”和“先进文明”自居,将其扩张行为美化为“传播文化”,进而为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勾画了一个“主导─传播”模式,即欧洲人将先进文化向其他落后地区逐渐传播的模式。启蒙运动以后,宗教的地位下降,科学兴起,“主导─传播”模式也开始寻找科学的依据。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生物学的分类法和进化论,于是,西方人将人类分为不同类型,把欧洲人称为人类社会进化方向的代表。根据这种表述方式,欧洲人首先宣传“种族优越论”,宣称欧洲人是古代民族中唯一通过自然进化步入近代社会的优秀人种。于是,“文明分类说”问世了。该观点认为,文化的精髓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价值观念,人类群体根据其价值观念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文明”。

汤因比将有史以来曾经存在过和现存的人类社会分解为26种文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西方文明史”课程,作为学生了解“美国以外的世界”的唯一一门历史课程,这说明“文明分类说”的实质是在彰显西方文明。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开展,西方学者从欧美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事实出发,用“反推”的思维方式,苦心孤诣地从西方文明中挖掘“现代化元素”,结果使得各种文明的“对比度”更加鲜明。

纵观“文明分类说”的发生史,可知这一学说乃是西方人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创造出来的一套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除了“欧洲(西方)中心论”这一明显的理论偏见外,还隐含着一个方法论“陷阱”,即在鼓吹、标榜和彰显西方优势,以西方文明为标准说明其他文明的缺陷,过分强调文明的差异和区别,把每种文明都看成是与其他文明毫无关联甚至毫无共性的孤立存在。尽管目前稍有现代知识的人,包括西方人在内,都已对形形色色的“欧洲(西方)中心论”嗤之以鼻,但对“文明分类说”的方法论陷阱却缺乏认识。

 

文明之间:互动是发展的动力

全球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尽管人类分为不同群体,彼此之间存在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千差万别,但只要条件允许,不同群体之间总是保持着不同形式的接触和交往,而这种接触和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和技术变革的动力。

有研究者指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以不同群体间的互动为动力的社会发展史。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证明,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城邦——苏美尔(大约公元前3500年)是由“外来移民”建立的。苏美尔所在的两河流域通过大陆桥与埃及和印度西北部相连,而这两个地区文明兴起时,生产技术和信仰观念都带有浓厚的“苏美尔色彩”,可见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受到了苏美尔文明的“启发”。正是由于与埃及和西亚的接触,催生了爱琴文明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文明。随着欧亚陆上交通的改进,麦类作物从近东传至中国,稻米从东南亚传至中国和印度,深刻地改变了传入地居民的生活。马和马车被两河流域居民最先使用,而后来欧洲人凭借马拉战车和骑兵队的强大战斗力,摧毁了近东和南亚地区的古代文明。有研究者认为,马拉战车在传入欧洲的同时也传入中国,商汤之灭夏,即与商民善用战车不无关系。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的绫罗绸缎穿越西域和中东,进入了罗马贵妇的衣橱,古波斯的骏马则出现在汉代朝廷的仪仗队中。到公元4世纪左右,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驼队已经把这条著名的商路拓展到了西非。东南亚的蔬果和香料传到了欧洲,希腊罗马的自然主义艺术风格则传到印度、中国和日本。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也沿着商路从其发源地向外传播。在中古时期的中国,商品经济十分活跃,货币地租逐步取代实物地租,农民也不同程度地卷入市场;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直接刺激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开始驾船出海贸易,使8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日渐扩大的印度洋贸易圈,由于中国人的加入而空前活跃。印度洋贸易圈与地中海市场连接,最终刺激了11世纪西欧城市商业的复苏。欧洲的商业发展促使欧洲人改进造船技术,将印度洋三角帆船改进成能适应北大西洋恶劣气候与洋流的新型帆船,中国的“三大发明”也于13—15世纪传入欧洲。从此,配备着火炮和导航仪的欧洲船只横行于世界各海域,所向无敌。

“地理大发现”加速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自哥伦布到达美洲开始,原来存在于欧亚非三洲之间的交流网络延展成为真正的全球网络。19世纪中期以后,日新月异的科学发明、技术创造和能源开发,使交通和通讯手段不断革新,世界各地被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今天“地球村”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是处在与世界各地的互动当中,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所说的,公元1500年以后,人类的历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史。

需要指出,人类不同群体之间接触、交往和互动的方式,既包括和平友好的方式,互利的商贸和正常的人员来往,物种、宗教和技术的传播,也包括由于灾难和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流血战争、瘟疫蔓延、人口贩卖和难民迁徙。尽管从长时段角度看,所有的接触、交往和互动最终都能够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不能回避那些非和平友好的交往方式,在历史上曾给很多民族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深重的灾难。批评西方的“文明分类说”过分夸大不同人群之“差异”,强调互动的作用以凸显不同人群之“共性”,目的就是要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的人类各群体,应该而且只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幸福,避免相互伤害和对抗。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和谐”的理念,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不是指整齐划一、完全一致,而是在承认区别的前提下追求“和而不同”。先秦时期名相晏婴曾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如其所说,中国文化提倡的是积极的“和谐”精神,不仅尊重一切与自己不同的对象,而且把差异的存在当做达成和谐的基础和创造的资源。抽象的普遍主义和封闭的个体主义均与中国人的“和谐”理念背道而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消极的内容,其中最不利于我们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就是“天朝上国”、以自我为中心的自高自大,以及“华夷之辨”的中外对立和固步自封。

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向外敞开了大门,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清楚地认识了世界,也真正清醒地认识了自己。改革开放迄今30年,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正常的、日益密切的、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也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必须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种不同文化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相互之间建立起友好互助的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保持、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与合作。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想,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出的“求同存异”的呼吁,代表了中国人民对待外部世界和外来文化的理性态度,也彰显了中国为当今全球化发展贡献的独特智慧。不同文明之间积极互动,共同创造“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这就是人类历史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破解当前世界发展难题的答案,也是我们面对外部世界和外来文化时应该抱持的正确态度。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