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宪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专业博士生)
“世界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们正处在这项工作的初级阶段。”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书后荐言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托马斯·库恩认为“反常现象(anomaly)”的累积是构建新范式的一个主要途径,所谓“反常现象”指的是无法“融入”现有理论和结论,或不能为现有范式所解释的观察结果和数据块。[1]“反常现象”不单单会出现于自然科学之中,社会科学中同样会有“反常现象”的萌生、累积,进而导致旧范式的改变与新范式的生成。而反常现象的发现不仅取决于研究者眼前的世界,也取决于研究者眼里有什么,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新的信息和观察现有信息的新视角都会促成范式革命。就历史学领域而言,旧有知识的重组或传统研究范式的变革有的源于新材料的出现,但更多地源于理解者身份的变换或理解方式的变换。近世以降,民族国家史学始终主宰史坛,归属于不同族群的史学家们大多使出浑身解数致力于将民族国家合理化或历史化,于是有了诸多“想象的共同体”[2],有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分以及愈益森严的界限。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思维模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模式,也是许多理论思考的基本框架。这一模式将一个整体视为由两方构成的二元结构体,并在双方的互动中考察整体的结构和变动。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结构体的二分具体表现为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持有二分思维的学者要么把自我看作是本质的、基础的,而他者则是现象的、次要的;要么把自我看作是整体中的主导,而他者则是其中的从属。基于此种心态和立场,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滋生出多个“中心主义”及其变种,其中,欧洲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论是一片长期笼罩在中外史学家头顶的阴云,致使“整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只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西方的兴起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的根源”。[3]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新史学破土而出并渐成气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给传统史学造成巨大冲击。后现代主义更是将去除中心论视为圭臬,力求解构约定俗成的研究范式。在新鲜空气的吹拂下,一批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的史学论著涌现出来,《大分流》、《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以及《欧洲历史的塑造》可谓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著述。它们要么对旧有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结构进行重新解读和审视,要么作出“自我”的省思,令人耳目一新。
《大分流》——自我与他者的等量齐观
作为“加州学派”的佼佼者,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一批经济史学家皆以其全新的视角及睿智的观点给国际史学界带来强烈震撼。他们从研究范式的学理层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把持下的历史研究,注重对中国的等量齐观,将中国置于更为宏大的世界历史的范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的密切联系,进而凸显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比较研究是加州学派的常用工具,其中,彭慕兰对这一工具的使用尤为得心应手。他认为“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具体到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思路,“这些比较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我的意图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认为在以前的大多数解释中未受重视的因素,从而纠正不均衡,而不是想要涵盖一切。”[4]
在《大分流》一书中,彭慕兰回首反思了地理、资源和环境等问题,对欧洲中心论的各种变体:人口、生态和积累,乃至市场、公司和制度等进行了批判,力图“建立一个更兼容的历史”。与王国斌[5]一样,彭慕兰也认为在18世纪之前,中国江南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致类似,同属于“斯密型成长”模式,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力。彭慕兰的创新处在于他认为东西方力量对比的颠倒发生在18世纪中叶,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15—16世纪,而且造成“分流”的原因很复杂,包含诸多偶然因素,由此抨击了那些认为15—16世纪西欧社会发展已经包含导致其必然统治世界的观点。彭氏认为整个18世纪的传统世界各核心区都相对面临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地区性短缺,中国与日本的核心区生态环境并不比西欧糟糕,唯欧洲因海外殖民地与新能源的开发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态制约与马尔萨斯制约,中国内地与其他亚洲外围区则不能。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着既往道路继续走下去。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并反思这些区域间联系的意义,他强调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的相互影响,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论调显然受到弗兰克的启发: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彭慕兰对欧洲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的交互比较成功地转变了以往的单向度研究模式,通过论证1750年之前中国强盛的经济活力展示了1800年以前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颠覆了传统史学关于“西方的兴起”与“东方的衰落”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对欧洲的成功的必然性的回击与否定,彭慕兰为中国和东亚的经济发展留出了足够的描述空间。尽管《大分流》“对世界各区域的研究极不平衡,中国(主要是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和西欧用了相当篇幅;日本、南亚和中国内地少得多;……中东、中亚和大洋洲几乎没有提到”[6],但彭慕兰已经尽力逃离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基于更为客观的立场,对西方与东方一视同仁,做到了自我与他者的等量齐观。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自我与他者的角色调换
如果说《大分流》是彭慕兰以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路平等地审视自我与他者,尽力打破“欧洲中心论”的紧箍咒的话,那么《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则是处于“欧洲中心论”语境之下的霍布森对西方话语霸权的集中驳斥。
“在1700至1850年之间,欧洲人按照想象或者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西方和东方(或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西方被想象成优越于东方,这种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性的西方观念的对立面确立下来。”“东方主义塑造了一种永恒的优越的西方形象(‘自我’),这是相对于虚构的‘他者’——对落后和低等的东方的消极界定。”[7]西方凭借科技革命所取得的最终胜利悄然掩盖了东方的历史,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许多国家和种族成为“没有历史的人民”(people without history)[8]。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二分逻辑本身就内含了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内含了两者间的优劣价值判断。在这种关系中,客体、他者是归属于主体、自我的。所谓他者,是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他者往往被预设为愚昧、落后的象征,它的存在显示出主体的优越性。
霍布森旨在引导读者去了解被忽视的东方如何促进近代西方崛起的故事,虽然他“更感兴趣的是本书所提出的重要论题而非其提供的具体答案”[9],但他列举的一系列言之凿凿的翻案性事实足以带给欧洲中心论持有者振聋发聩之感,以致于身居东方的我们都会觉得有些不适应,《起源》一书中提及的“东方起源的西方”、“东方化的西方”等核心概念甚至让人有置身“东方中心主义”的错觉,在对西方文明的东方源头的追溯中体验到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变幻。基于更宏观的视野,霍布森以19世纪为界,将世界历史分为两段,即东方为“先发地区”的时代与西方为“后发地区”的时代,力图矫正19世纪近代之前长期隐没在暗处的东方的历史。同时,他还专门对1492—1850年之间所有欧洲中心论所幻设塑造的各种“发现东方”“发现世界”及独立创造近现代文明的神话,进行逐一论证,从而各个击破。霍布森着力说明的是,欧洲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东方文明的滋养积渐而成,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西方,欧洲的发展是被东方推动的,西方文明是后来者,它的真正起源在东方。在《起源》中,东方社会不再是西方社会的旁白或者不相关的脚注,反而成为“落后的西方”后来居上的不可或缺的靠山。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结构中,作为他者的东方在霍布森笔下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欧洲的主导者,正是东方全球化与东方资源使得东方化的西方偶然性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可能。
《欧洲历史的塑造》——自我的省思与重述
作为欧美史学界的老前辈,麦克尼尔对西方中心主义之下的自我的省思来得更深沉。自1963年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以来,麦克尼尔从未停止这种自我省思,并笔耕不辍,对西方历史进行重述。在《西方的兴起》中,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A.J.汤因比等史学家的影响,把世上不同文明当作世界史的主角,认为世界史的展开不过是伴随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各文明腹地不断扩张造成彼此间互动的过程”[10]。之后,他进一步反思世界历史,逐渐确信文明绝对不同于个体的人,因为文明不像人那样可以有选择地有所为或有所不为。[11]进而,他又反思“网”之幅度与力量,意识到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不管有多小,也不管多么与世隔绝,却永远无法摆脱邻里之间不时的互动。[12]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与研究理路的更新,麦克尼尔逐渐尝试着打破传统的历史研究形态,在社会变迁中审视西方文明与世界历史,1974年出版的《欧洲历史的塑造》就是这种尝试的体现。
在《欧洲历史的塑造》一书开篇的前两章中,麦克尼尔就特地剖析了“欧洲史的传统形态”和“历史研究与社会变迁”等问题,可谓有破有立。他首先对顽固地存活于史学界的“维多利亚史观”(即19世纪自由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抨击。这种史观的核心观念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由”的不可避免的演进。它使得民族主义史学家藉此建立起以一个宏大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人类历史视角,因为从古至今,“自由”(主要是依据政治制度来定义的)只存在于欧洲国家。因此,当欧洲人发现、移民或占领世界其他地区时,这些地区就卷进了历史的主流。按照此逻辑,一种有些欺骗性的全球史就很容易构造出来。时至今日,这种史观仍然是美国大多数专业历史研究的基石。[13] 麦克尼尔对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史学的观念的衍生和演变进行了一一梳理,辨析其中所蕴含的所谓“自由”与“进步”的因素,进而又分析了19世纪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维多利亚史观”的推波助澜。通过对该史观的形成过程的爬梳,麦克尼尔层层剥离了其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
除却对自由主义史观的拒斥外,麦克尼尔还批评了所谓的“科学的”历史研究,针对吹毛求疵的微观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迥异的治史方法与社会变迁的观点,对“文化模式”、“文明核心”和“人类创造力”等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思考,为他后续的更为宏阔的历史研究埋下了伏笔。麦克尼尔在《欧洲历史的塑造》之后的著述足以证明他对“社会变迁”等宏观议题的持之以恒的探究。
新史学——更趋近“那高尚的梦想”?
“自从19世纪初期国际上就开始作为一种专业规范在运用着的那种历史研究方式,已经是既不符合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了。同时,有关历史的和历史学的观念,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14]在许多方面,民族国家史学的式微与新史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史学并非一个统一的史学流派,而是各种各样的史学新流派、新倾向的总汇,包括新文化史、环境史、口述史、全球史等成员。作为一种要求并致力于史学革新的总趋势,同旧有的传统史学相对而言,新史学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在研究范畴、方法论和认识论等方面,新史学都表现出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共同特征。
从以西方现代性为叙事标准向以全球史为背景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客观性的研究旨趣的转移,就体现了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冲击。彭慕兰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兼容的历史”[15],霍布森力图“通过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全面的视角来观察世界”[16],麦克尼尔则将研究对象设定为“社会变迁”与“人类文明”等宏大范畴,他们都突破了传统史学所固守的狭隘政治史的局限,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在认识论上,新史学否定了传统史学的幼稚的客观主义理念——“认为掌握了‘所有’的事实,一个谨慎的历史学者才可以让事实来纠正他个人的偏见,获得全盘实在的真相”[17]。麦克尼尔认为这种理想无形中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范畴画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使得研究者将目光局限于狭隘的领域之内。相反,他认为“实事求是的历史家从不会为这类伪科学、自欺欺人的规范所囿”。在方法论上,新史学大胆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注重对不同研究对象的交互比较,《大分流》和《起源》都充分彰显了这一特征,而麦克尼尔对“人类之网”的研究更是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然而,自生成之日始,新史学无时不在承受着苛责与批判。“职业历史学的核心是‘客观性’的思想和理想。它是这项事业的基石,也是它继续存在的理由。……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历史著作要获得奖励和称赞,这一品性是首要的标准。衡量历史学的学术进步,对过去的描述是否越来越趋近客观的真相,它也是最重要的标准。”[18]《大分流》和《起源》自出版以来都好评如潮,前者甚至获得2001年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欧洲历史的塑造》虽然远不如《西方的兴起》那么引人瞩目,但它也给长期盘踞在欧美史学界的自由主义史观以强烈震撼。但是,即便如此,这三本著作是否更趋近于“历史客观性”这一“高尚的梦想”了呢?“坚持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一位坚守中立或公正不阿的法官,决不能退化为鼓动者或更糟糕的宣传者的角色。历史学家作出的结论应当体现出司法的典型特征,平衡和公正”。[19]三位史学家符合这一标准吗?我们距离这一标准还有多远呢?
[1](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
[3](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7页。
[4](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中文版序言第2—4页。
[5](美)王国斌著,李伯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11-14页。
[6]《大分流》,引言,第22页。
[7](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7页。
[8](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8月版。
[9]《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前言第2页。
[10]威廉·H.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致(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页。
[11]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spring(1990),pp.1-21.
[12] William H. McNeill, John R. McNeill,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13]威廉·H.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夏继果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3—21页。
[14](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页。
[15]《大分流》引言,第15页。
[16]《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17页。
[17]威廉·H.麦克尼尔著,刘景辉等译:《欧洲历史的塑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2007年1月版,第68页。
[18](美)彼得·诺维克著,杨豫译:《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2月版,第1页。
[19]《那高尚的梦想》,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