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他者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全球史”视域的思考
陈晓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089 北京)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民族与国家之间加强了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求同存异、理解与尊重成为世界的主题。美国历史学界,顺应全球化形势,近年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全球史流派。此流派所形成的思潮,在全球化的今天,为如何更好实现中西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处理好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为历史学者提供了研究思路和借鉴的范本。文章就此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自我 他者 全球史
一
当人类能够思考并表达的那天开始,自我与他者如何认识,如何平衡就同人类联系在一起。这个他者,大者为除自我以外的天地万物,小者则具体到不同民族、种族、国家,乃至他人等。人类就在不断观看自我,观看他者的过程中,认识到自我并成长。正如孔子所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站在桥上看风景,自然也成为风景之一景,其形其神亦无可避免地成为风景鉴赏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上古之世,这个时期的自我与他者相对比较单一。当时,人民少禽兽众,养育上古之世人们的自然亦成为他们的威胁,“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他们需要集体的合作才能生存下去,集体中的每个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他者均是这个生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分子。同时,人类自我还得与自然、自然中的物种这些他者,以及本集体之外的他者抗争。而与自然这个他者一定程度地缩短距离,为自己族群的他者谋福的自我,遂因贡献被集体举荐出来统领群体,这便是“远古帝王”。如有巢氏出来为民分忧解难,构木为巢。当“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2]时,于是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再后来伏羲教民渔猎,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3]。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些“远古帝王”应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之一。此外,当时沟通着天地的“巫”,在自我与他者的认识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的知识智慧仅为“巫”等少数先觉者所有,他们握有对天地以及神祗的绝对解释权,沟通着天地、人神,传递着他们之间的信息。他们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一定程度地为他者谋富,认识并改造自然。这个谋福程度在最初阶段所占的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的自我与他者之间亦开始有了斗争。“远古帝王”时期的颛顼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绝地天通”。远古时代各部落(或氏族)中都有能够“沟通天地”的神职人员。到了黄帝时代,除最高首领黄帝具有这种职能外,加入集团的各部落也仍有神职人员存在,亦即各部落都可以直接“沟通天地”,这不利于领导的集权。颛顼实行“绝地天通”,取消了各部落“沟通天地”的神职人员,将“沟通天地”的权力集于自身,使自己成为“天”在“地”的唯一代表,成为“天”在人世间的唯一代言人。这实质上是远古时代集权者与有碍于集权的他者的初次较量。当然,亲自出马做天帝代言人的“远古帝王”,他们对天地、神祗的认识肯定有别于“巫”,而“巫”并不一定完全等于政治的代言,这又无异于自我与他者自然观与世界观的一次不同认识。可见,自我与他者,他者与他者之间认识的各别,自人类有思维之初就有了。
同样,在西方,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为人类的自我与他者之间亦有一番强烈的冲突与争斗,这集中表现在传说中的上帝直接和他的子民斗智斗勇的故事。《圣经》中有关于巴别的通天塔的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4],上帝和他的子民从不同角度去认知对方,最后是上帝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想要自己的真实面目现世,于是让子民们有了不同的语言。这个传说,提示给我们的信息之一,就是上帝变乱了西方人的语言,如果西方的人们要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媒介。通过媒介后,因此就有了来自理解上的误差。
由此,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要跨越东西方,深入各自之里,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差异与误区,不可避免地有认识的冲突与矛盾。这得靠双方的理解合作与互谅互助来消融,以达成某种共识。
二
历史走到今天,文化的身份与走向问题,一直是各国各民族无论何时都必须正视的问题。20世纪前半叶,列强环伺、中国积贫积弱,振兴救亡成为中国主旋律之际,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自然就成为中国有识者探讨的主题。其最初十年,“国粹与欧化之争”曾经盛极一时。大约到五四运动前后,“中西竞争”之说,踵而兴起。国粹国康、中西结合、新故相资、全盘西化之争,萦绕了整整一代,乃至后代之人。自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继承传统,再次成为举国关注焦点。北京大学的学子率先以“国学”一词,引领了传统热。其后,经济浪潮下,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思潮涌入中国,传统大有被忽略的一面。到上世纪末,“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冲突化”又成辩难的主题,而西方中心主义亦颇盛行,且存有诸多对我国传统文明的质疑和误解。中西文化何去何从,再成学界之聚焦。时至今日,盛世之下,解决经济发展下思想上的一些淆乱,对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谐社会的创造,甚为必要。究其实质,又是一个如何继承传统和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
就此而言,在新世纪中国当然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整合世界优秀的文化。如何继承优秀传统不是本文论述所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如何对待世界文化。中国文化里自古就有西方人的贡献。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迎得大秦使者朝贺起,中西文化就开始了交流。其后,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但中国文化与外界第一次碰撞,古老文明开始融入异质成分是公元前后印度佛教的传入。隋唐之际,海上贸易非常发达,外商可直接到内地贸易,广州、扬州、长安等地还有外商邸店。宋代,有专门管理贸易的市舶司。元代,随着元人的东征西伐,中西文化交流亦得到了发展。明代郑和下西洋,来去的是文化的互动。到明末清初,亦即16世纪末至17世纪,我国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地与西方面对面接触,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将西方文化带入我们这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度来。当中国人首次接触了基督教,这两种独立发展起来的伟大文化第一次有了真正实质性的接触时,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上显露出巨大的差异,中国人及西方文化的代表都同样经受了猛烈的精神撞击。[5]然而,从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不同的命运,我们知道,无论国外的文化或者某外国人个体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融入中国文化中,成为中国的一员,方有机会参与中国文化的创造。陈垣有一本书《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2000年版)讲的就是西域人的华化。其实,在中国能参与中国文化创造的外国人基本都华化了,成为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且他们在整个中国大家庭中只是极少数而已,他们和中国人共同创造的文化,根本不会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就令中国文化改姓易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文化的主体仍然是必须中国人自己创造或创新,那种等着“他者”给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化“拿来主义”已经一个世纪,现代西方的“贡献”我们当然不能忽略,但是不能估计太高。就此,美国概念艺术祖师约瑟夫·科苏斯(J .Kosuth)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告白可以给我们启发,他说:“因为我们美国没有一种真正的民族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了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由于各民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有意义的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
中国前一代学者,为中国富强,对文化何去何从展开探讨,在他们那儿,向西方主动西化者早就被批判得淋漓尽致了。而随着中国崛起和文化输出,西方后殖民文化霸权的“文化冷战”意识抬头,遏制中国和阻扰中国文化发展的事件一件接一件。留法博士河清教授《艺术的阴谋》,披露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信息,是一份对西方艺术背后权力运作的揭露“美国是一个极端世界主义同时又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因此,美国人大力鼓吹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世界化、普世化。”“美国人坚信自己处于人类社会最‘进步’最‘先进’的位置:已到了‘现代’和‘当代’,其他社会皆处于‘前现代’或‘非当代’。……美国的文化战略:第一,赋予美国的地方主义以世界性(国际性)外观,使美国文化艺术具有世界主义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美国是以‘时代’而不是以‘地域’作为自己的根本定位。美国不属于‘大地上的某个地方’,而是属于‘这个世纪’,属于‘现代’,属于‘当代’”,尽管这本书语言比较犀利,情绪激动,但是其中列举的无数事实至今无人能够反驳,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因此,我们既需要澄清中西方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带来的认识的差异下的误读,也需要澄清西方实际存在的某些对我们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随着国家崛起,国家“文化竞争力”“文化软实力”已经提到了国策的重要地位,中国的“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已经遍布世界各国,它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向海外输出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真正互相学习的时代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在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各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求同存异,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主题。
所以,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正视现实面向未来迎接挑战,吸取他人之长,也需要回顾传统培育巩固民族的精神根基。如何让传统很好服务当今,如何有效借鉴吸纳他者文化,以应对全球化下的形势,需要我们仔细斟酌。美国历史学界,上个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全球史流派,即“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其影响越出美国,走向世界,[6]此流派所形成的思潮,在全球化的今天,为如何更好实现中西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处理好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为历史学者提供了研究思路和借鉴的范本。
三
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冷战宣告结束,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变为多个力量之间的较量,世界虽然还不时有冲突和摩擦,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拉克和美国之间的战斗,但这些均不是主题,并未能阻碍全球化的步伐,以欧盟货币一体化为代表的世界全球化,使世界更多的是相互依赖。互相仇视和敌对,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完全被打破,所有的一切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链条上循环,无以逃离其中。
新世纪初,总结过去以开拓未来,至为重要。有关全球化的功过得失的总结,发展历程的追溯,亦是其中重要课题。这个课题,在全球史流派那得到了较好的完成。全球史的魅力一在于“把全球化历史化” [7],对全球化进行全面总结,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和过程,从人类历史中寻找冲突和智慧;一在于“把历史学全球化”[8]。“把历史学全球化”,就我个人理解而言,大而言之,即是突破了历史研究国界的局限,把笔触伸向全世界这个广阔的空间,在不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历史的轨迹、生命的缘起、探究人类与世界的未来,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9];小而言之,则是就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并非全球史流派产生后才有的,但全球史的出现,无疑赋予给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新理念、新色彩和内容。这个理念就是站在全球的视野下,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所及范围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跨领域,既有观念信仰方面的,也有生态方面的,还有病理、生理、智力方面的,以及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去除旧框架,否定国家本位,重新理解和认识历史,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真正达到各国各民族与其文化之间的平等。
国家本位的否定,各国各民族的平等,还历史本原,虽然本来就应是所有历史学家遵循的准则,但由于各自所处的国别以及民族的不同,难免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下,轻重不等地偏袒自己国度的历史与文化。而关于中西文化的研究,有三种倾向需要破除,一是欧洲中心主义,一是中国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再扩大就是东方中心主义。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还是赛义德的“东方学”,或者中国的全盘西化、中西结合、开门拿来、开窗出去等均大小不等地有着各自的主义,他们虽然在特定时期对本民族或不同民族交往做出了积极的应对,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发扬,但主义的东西,多少有点偏向,对于中西文化研究的和谐与发展,以及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和谐互进的主题而言似有所拘囿。
因此,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趋势,妥善化解各种挑战,在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同时,向世界全面阐释“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的形势下,“全球史”的视野不仅有利于全球化下学术的兼容并包,中西古今真正实现一家,各派各家理念共进共生,使大家加入到了一种和谐平等的环境中来,认识到世界是各国各民族的合力,历史是世界共同缔造和书写的,任何单一峻急的主义都不利于时代的发展,不符合时代的主题。近日,刘新成教授为《光明日报》所撰文明确指出:全球史观是一种认识方法,一种把局部历史现象放在全球视野中考察的方法。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的核心理念:文化互动。这个全球史学家的共识、全球史观灵魂的“文化互动”。当今时代各国都应该肩负起戒除私心的重任,对历史尽力做到公正真实。相对于全面公正辩证地看待世界,书写本国和他国交通史而言,全球史的理念无疑是深刻的,其色彩内容自然亦是先进而不乏创意,可以说是引领未来中西认识与研究更多和谐友善的指航。
如果说全球史在学术领域掀起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浪潮,那么自2005年5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电视台、缅甸广播电视台、泰国大众传媒第九电视台、越南电视台等六国电视台负责人在北京共同签署“大型电视纪录片《同饮一江水》合作摄制协议”,于2007年底摄制完成,今年2月首播的《同饮一江水》,可谓全球史理念与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同一的又一次明证。《同饮一江水》本着“和平、友谊、合作、发展”主旨,从大湄公河次区域地理、自然、经济、文化入手讲述了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做全面的推广,增进次区域内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世界对整个区域的认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次区域六国之间的友谊,和在电视文化方面交流、合作的成果。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异,正是蜿蜒流淌的澜沧江——湄公河,把六国人民往昔的传统与传统在今天的延伸,以及与传统割舍不断的今天的交流与合作联系在一起。“传统”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人民共有的财富,“交流”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人民当下及未来的共识。从其体现的“和平、友谊、合作、发展”,求同存异、文化共识,共同发展的主旨来看,正如刘新成教授所言:富有理想的全球史学家抱持共同的伦理观。他们认为,世界史学家应该尊重的是全球和全人类的历史,而不是某种特殊文明的历史;他们应对任何国家或民族夸大自身世界历史作用的态度进行谴责,对任何忽视生态环境的“人类中心主义”加以警示;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为促进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理想或许是“文化互动”理念的源头。可见,《同饮一江水》所体现的主旨无疑暗合全球史的理念。而正是在此片开拍的一个月前即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 “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 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主席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 《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因此,可以说全球史的理念可谓能就当今时代发展趋势进行较好总结的理念之一。
因此,全球史的出现,对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无疑再次强调并加强了文化的互动,互动下的求同存异,文化研究的持平,并把持平下的中西研究的文化互动下的求同存异从无意识提高到了有意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自我与他者的鉴戒新视野。
[1] 《论语·述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3页。
[2] 《韩非子集解》卷十九《五蠹》,载《诸子集成》5,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39页。
[3] (汉)班固《白虎通义·号》,《四部丛刊初编》本。
[4] [英] 巴克尔《史学大师》,纽约,1982。
[5] [法] J·谢和耐著,于硕等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内容说明》,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 刘新成《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V页。
[7] 刘新成《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第V页。
[8] 刘新成《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第V页。
[9] 刘新成《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第V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