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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他者与欧洲“文明”观念的建构

自我、他者与欧洲“文明”观念的建构

——对16-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演变的历史人类学反思

刘文明

内容提要:“文明”观念在欧洲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源于中世纪宫廷社会的“宫廷礼仪”,经文艺复兴时期的“礼貌”,最终于18世纪中叶出现“文明”这一名词,到19世纪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意涵的“文明”概念。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自诩为“文明”群体的“自我”与被贬低为“野蛮”群体的“他者”之间的互动,欧洲人对“文明”的认知及自我“文明”的认同得到强化,并将“文明的阶梯”的空间序列时间化,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文明”概念被建构起来。同时,“文明”观念由欧洲上层社会的自我意识,发展成为欧洲人表述自我的一种意识形态,最终随着欧洲霸权的确立而成为具有现代性、普世性的观念。

关键词:文明 观念 欧洲

 

  “文明”一词是当今社会科学及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既用来描述一个社会内部的行为水准,也用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的发展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然而,在西方工业文明扩展到全球之前,欧洲、中国、印度、伊斯兰等相对独立发展的前近代几大文化圈,即使有与“文明”一词相近的概念,对它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当今世界广泛使用的“文明”概念,是欧洲“文明”观念普世化的结果,因此它来自于欧洲人对“文明”的理解。那么,“文明”的观念是如何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欧洲意识形态,是如何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本文便试图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通过对16-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演进的历史考察,对欧洲“文明”观念的建构进行反思,并希望以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人类“文明”多元发展的必要性。

一、16-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的演变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任何一个社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生活方式,并形成相应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行为准则。西方社会也是如此。以法国为代表,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宫廷贵族中形成了一套行为准则,并以此来表达一种自我意识,反映这一行为准则的核心概念便是“宫廷礼仪”(courtoisie)。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宫廷贵族的衰落和市民阶级的兴起,“宫廷礼仪”这一概念并不能完全反映市民阶级和新贵族的行为准则,因此开始显得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与新兴市民阶级和新贵族行为方式相一致的“礼貌”(civilité)这一概念。然而,到18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礼貌”一词也不足以表达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于是也走向衰落,最终为新的词汇“文明”(civilization)所取代。因此,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近代工业社会,反映人们行为准则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从“宫廷礼仪”、“礼貌”到“文明”的变化过程。

  文艺复兴时期的“礼貌”一词,拉丁文为civilitas,法语为civilité,英语为civility,意大利语为civilità,德语为zivilitāt。但这些词汇除用来表明文雅的行为举止外,也用来描述“井然有序的社会”。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后来“文明”一词的狭义与广义运用。

  16-17世纪,传统的骑士制度与骑士观念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而日趋没落,基督教禁欲主义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光彩,西欧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人文主义者的倡导下,西欧上层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现世主义与个人主义逐渐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这样,社会经济与社会阶层的变化也带来了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总的来说是西欧上层社会越来越注重“礼貌”,“礼貌”的程度越来越高。人文主义者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除了具备各种专门的知识外,还应具有高雅的举止、整洁的服装和优雅的谈吐,懂得各种社交礼仪。16世纪人文主义者撰写的关于“礼貌”的书籍,就代表了新宫廷贵族的要求。例如,1530年伊拉斯谟出版了一本名为《男孩的礼貌教育》的小册子,受到广泛的欢迎,在出版后的6年时间里就再版了30多次。新宫廷贵族这一阶层是由各种不同社会出身的人慢慢集聚而成的,主要是市民阶层宫廷化和宫廷社会市民化的结果。“礼貌”的兴起正反映了这一阶层不同于其他阶层行为准则的出现。埃利亚斯指出,“当骑士阶层和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天主教土崩瓦解的时候,‘礼貌’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里才有了意义。”[1]因为这一概念是当时欧洲上层社会的一个缩影,它作为一个社会阶段和一种社会模式,对欧洲社会的教养及“文明”这样一种特殊的形态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这之前的封建社会。同时,“礼貌”这个概念也标志着一个囊括了各种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说一个共同的语言,先是意大利语,然后主要是法语,这些语言代替了以往的拉丁语,它们表明欧洲在一种新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因此,“礼貌”的流行既是欧洲新宫廷贵族社会形成的基础,也是它的重要标志,反映了这一社会的状况、自我意识和特点。

  在名词“文明”出现以前,动词civilize和形容词civilized在17世纪已被使用。当用一个名词来表述时,往往用civility一词。一般认为,“文明”作为一个名词使用,即civilization的出现,首先是由法国启蒙时期重农主义思想家维克多·雷克蒂·密拉波于1756年在《人类的朋友》一书中提出的。他在该书中谈到:“由此可见,经由文明和财富而从野蛮走向堕落,这种自然循环是怎样也可能发生在一个聪明谨慎的大臣身上,就象机器报废前的修理重装。”“在财政事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野蛮和压制的幽灵或鬼怪压倒了文明和自由。”[2]从他对“文明”的使用来看,主要指以教养和礼貌为核心的行为及其社会状态,它与堕落、野蛮相对立。后来密拉波在另一著作中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文明”含义:“我非常惊讶,我们在所有领域的研究中所具有的错误观点,在文明的问题上居然表现得这么突出。如果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人一定会回答:国人之文明在其风尚之温和,生活城市化,彬彬有礼,高雅举止蔚然成风,其人遵从礼仪犹如法律。我认为,这一切仅仅是道德的表面现象,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文明不能赋予社会以道德的实质与形式的话,那么它对社会便毫无贡献可言。”“你们的文明以及你们引以为荣并自以为高于普通人的那些东西,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价值。”[3]密拉波在此对宫廷贵族所理解的文明进行了批评,认为文明并不是表面的礼貌行为,尤其不是那些贵族们“引以为荣并自以为高于普通人的那些东西”,而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道德。结合密拉波对“文明”介于野蛮与堕落之间的表述,可以得知,密拉波所谓的“文明”,是人类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既非贫穷而野蛮(缺乏教养),亦非富裕而堕落(讲求奢华和虚伪礼节),而是介于其间的一种繁荣和具有真正道德的生活状态。

  “文明”一词出现之后便很快在法国乃至欧洲流传开来,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常用词汇。 “文明”概念传到德国时,在德国社会中却出现了一个本土概念“文化”与之相对立。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的对立与差异,从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的表述可知一斑。康德认为,“我们由于艺术和科学而有了高度的文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礼貌和仪表方面,我们是文明得甚至于到了过分的地步。但是要认为我们已经是道德化了,则这里面还缺少很多的东西。因为道德这一观念也是属于文化的;但是我们使用这一观念却只限于虚荣与外表仪式方面表现得貌似德行的东西,所以它只不过是成其为文明化而已。”“凡不是植根于道德上的善意的任何一种善,都无非是纯粹的假象与炫惑人的不幸而已。人类就将一直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中,直到他们能以如上所述的方式努力使得他们的国际关系脱离了这种混乱状态为止。”[4]在此,康德所指的“文明”,是流行于德国上层社会中“各式各样的社会礼貌和仪表”,是“虚荣与外表仪式方面表现得貌似德行的东西”,甚至是“是纯粹的假象与炫惑人的不幸”。而文化的含义却似乎意味着真正的德行。康德在此对“文明”的批评,与密拉波对法国上层贵族狭隘“文明”的批评颇为相似。然而,从康德多次使用“文明”一词来看,他对“文明”的批评,反对的不是“文明”本身,而是过分文明化。当然,将“文明”作为野蛮的对立面,把它看作是人类从野蛮进步而来的一种社会状态,在康德的表述中也是非常明显的。他说:“对于我们的物种来得是如此之自然的那种纷争,是否终于会在一种如此之文明的状态之中而为我们准备好一座万恶的地狱;到那时它也许会又以野蛮的破坏再度消灭这种文明状态的本身以及全部迄今为止的文明的进步,——这种命运是人们在盲目的偶然性的统治之下所无法抵御的。”[5]

  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欧洲人扩张到世界各地,欧洲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的“文明”观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里以基佐和达尔文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其《欧洲文明史》中,对“文明”的概念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阐述。他提出,首先,“文明这个词所包含的第一个事实是进展、发展这个事实。它立刻使人想到一个向前行进、不改变自己的居住地而改变自己的状况的民族,使人想到一个民族,它的文化就是训练自己、改善自己。我觉得,进展的概念、发展的概念是这个词所包含的基本概念。进展是什么?发展是什么?……它是国民生活的不断完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其次,“文明这个词包含着更广泛、更复杂的东西,超过了仅仅是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和幸福的完善。”那就是“除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外的另一种发展:个人的发展、内心生活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感情、思想的发展。”“人类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为崇高享受而创造的精神财富,人类就在那里承认它,称它为文明。因此,在这个大事实中包含着两个事实,它靠两个条件存在,并通过两个标志显示出来: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6]因此,按基佐的理解,文明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一个过程,而且“到目前为止,文明还很年轻,世人还无法估量它的整个经历。”基佐正是基于这种对“文明”的理解来讲述他的欧洲文明史。他认为,“在大多数古代文明中是一种显著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后果。……例如在埃及和印度,文明原则的单一性有一不同的效果:社会陷入一种停滞状态。单一性带来了单调。国家并没有被毁灭,社会继续存在,但一动也不动,仿佛冻僵了。”“欧洲文明就显得无与伦比地丰富,它在同一个时期里显示出还有许多不同的发展。……它看到了眼前展现的远大前程,日复一日地加速前进,因为它的活动越来越自由了。然而在其它文明中,单一原则、单一形式的独占性的、或者至少是过于占优势的控制一直是暴政的原因。在近代欧洲,构成社会诸阶层的有各色各样的因素,同时他们又处于不能相互排斥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今天盛行的自由。……这构成了一种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因此,欧洲文明是世界的忠实的映像:正像世上一切事物的进展那样,它既不狭隘、排外,也不停滞不动。……可以说,欧洲文明已进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轨道,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这是理性对它的优越性作出的解释。”[7]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家对“文明”的看法。达尔文曾于1831-1836年随贝格尔号舰作环球航行,并留下了旅行日记。在日记中,当他第一次见到火地岛的土著居民时,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无法想象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巨大;这种差别,肯定比野生动物与家畜之间的差别更为巨大。”这个比喻,不仅夸大了“野蛮”与“文明”的差异与对立,而且还暗示着野蛮人与文明人似乎并非同一种类,因为野生动物与家畜毕竟是同类。这种观点,在其后的记载中明确地表达了出来:“这些可怜的野蛮人发育不良,矮小而丑陋,脸上涂着白色颜料,皮肤油垢而肮脏,头发杂乱不堪,说话声调噪杂,动作粗鲁。我们刚一看到这些人时,勉强认出这些还算是人类,是与我们同一世界的居民。我常常寻思自问,那些低等动物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乐趣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个问题同样适合于这些野蛮人。”在此,达尔文对文明与野蛮的判断,仅是从人的行为举止来说的,是以欧洲人的“文明”行为来界定当地居民的“野蛮”。为何火地人长期处于野蛮状态而没有发展到欧洲人所谓的“文明”达尔文从社会组织形态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火地人部落个人之间的绝对平等,长期以来延迟了他们的文明进步。……如果他们服从于一个领袖指挥,他们就能有很大的进步。无论看作是原因还是结果,最文明的种族总是具有人为的政府组织形式。比如塔西提岛的居民,在该岛被发现时是为世袭国王所统治,他们就比同一种族的另一分支新西兰人文明程度更高得多。……在火地岛,只要还没有出现一个领袖人物,掌握实权,足以确保已占有的财产(如占有牲畜),该岛的政治状况似乎不可能得以改善。……另一方面,在这些部落还没有私有观念的情况下,也很难涌现一位领袖人物,因为只有产生了这种观念,才能表现出他的强权和增强他的实力。我认为在南美最南端的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处于更落后的发展阶段。与火地人相比,居住在太平洋南部岛屿上的两个种族,就比较开化。”[8]所以在达尔文看来,领袖人物、政府组织、私有观念等等成了文明的构成要素,对这些要素的拥有程度,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他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作了同样的表述:“当我在火地岛观察当地半开化的居民时,我深深感觉到,一些财产的占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许多家族结合在一个首领之下,是文明所由开始的万不可少的一些条件。”[9]

  达尔文以欧洲社会为衡量尺度,将欧洲人、南太平洋岛屿居民、火地人进行对比,形成了文明、半开化、野蛮等概念,这便是一个“文明的阶梯”。在这个阶梯中,任何民族都要经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一切文明的民族国家是由一些半开化的族类传递而来的证据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些民族国家现存的风俗、信仰、语言等等之中还保留着以前那种低级状态的一些很明显的痕迹。而另一个方面是,一些野蛮的族类,在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也能沿文明的阶梯向上,自己提升几步,也确乎有这样提升了的例子。”然而,文明的进程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由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因此,较高级的文明取代较低级的文明,文明取代野蛮,优胜劣汰。究其原因,“一些文明的民族国家到处正在取代一些半开化的民族,而它们之所以成功,虽不全靠各种生活与生产的艺术,却主要是通过了这些艺术,而这些艺术无它,全都是智能的产物。”达尔文断言,“在某个不很远的未来的时期里,大概用不了几百年,各个文明的族类几乎可以肯定地会把全世界野蛮人的族类消灭干净而取代他们的地位。”[10]

  从基佐和达尔文对“文明”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站在欧洲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将文明理解为进步,以别于东方社会的“停滞”;同时,他们又站在欧洲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强调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以别于新世界的“野蛮”。

  由上可见,“文明”一词从18世纪中叶出现到19世纪,其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文明”一词在最初出现时,往往与“优雅的礼仪”相提并论,同时也指社会的进程和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状态。但到19世纪初,“文明”逐渐具有了“现代”意涵,所强调的不仅是优雅的礼仪与行为,更主要的是指一种有秩序和有系统知识的社会状态,它与野蛮状态相对立,并且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带有欧洲中心主义与种族主义色彩。

二、自我、他者与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文明”观念

  “文明”观念在欧洲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自诩为“文明”群体的“自我”与被贬低为“野蛮”群体的“他者”之间的互动,强化了欧洲人对自身“文明”的认知与认同,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文明”概念被建构起来。作为一种观念,当它成为某一社会群体普遍认同的信念之时,便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欧洲“文明”观念的变迁过程,也是它由欧洲上层社会的自我意识,发展成为欧洲人表述自我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过程,最终欧洲“文明”观念随着欧洲霸权的确立而成为具有现代性、普世性的观念。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洲宫廷贵族通过一套不同于其他群体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在他们中间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性,以此来区别于其他群体,并由此使他们的高贵性得以具体化。伊拉斯谟的《男孩的礼貌教育》所阐述的“礼貌”,描绘出了上层社会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正反映了欧洲上层社会这种“高贵”的特性。欧洲贵族自诩为“礼貌”的那种社会性,通过贵族拥有相似的行为举止而形成群体的认同。然而,群体认同并不是孤立地来自于其内在的自我认知,而是一种在其他群体参照下的自我反观。“自我”的观念来自于对“他者”的认知。正是由于在他们所知的世界中存在一个缺乏“教养”的下层社会群体,他们才有可能形成自身是“有教养”的自我认知。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礼貌”概念,在欧洲上层社会中主要用来表明一种自身在教养和行为规范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区别于缺乏“教养”的他者――下层民众。埃利亚斯指出,“欧洲的上等阶层曾以[“礼貌”与“有教养的”]这两个概念在被他们认为是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面前表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并以它们来表明自身行为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使他们觉得自己有别于所有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11]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礼貌”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表述已具有了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但它是作为欧洲上层社会的一种自我意识而存在的。密拉波首次提出的“文明”概念,也反映了这种状况。他指责上层贵族,“你们的文明以及你们引以为荣并自以为高于普通人的那些东西,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价值。”这表明由宫廷“礼貌”发展而来的“文明”,在当时法国上层社会中仍然是一个标明其自身特性的概念,他们用这种狭义的文明概念来表明其自身行为在教养方面的特殊性,以区别于缺乏“教养”的下层民众。密拉波的批评,是要将文明视为社会道德的实质而非贵族的特性,即将“文明”概念普遍化,使“文明”一词的适用范围突破中世纪以来“礼貌”的应用范围,使法国中产阶级也纳入到“文明”的行列。

  埃利亚斯认为,“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在德国的对立,是那些讲法语的、按照法国模式“文明化”的宫廷贵族与讲德语的、处于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之间矛盾的反映。18世纪的德国与法国在阶级关系上存在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等阶级与上层贵族之间的融合程度不同。在法国,由于出现了贵族市民化与市民贵族化的趋势,中等阶级知识分子为宫廷社会所接纳,因此他们并没有像德国知识分子那样创造一个新的概念来与宫廷社会的“文明”相抗衡,只是像密拉波那样提出不同的理解和批评罢了。在德国,社会上层崇尚法国的宫廷礼仪,以讲法语为时髦,而讲德语的中等阶级知识分子被排斥于宫廷社会和政治权力之外,因此他们提出了“文化”概念来批评上层社会的“文明”概念。

  “文明”概念在18世纪的出现并非全然是欧洲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它与欧洲的海外扩张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6-17世纪,欧洲人的对外扩张使他们看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形态,包括印第安人、印度人、中国人的社会状况。到18世纪,欧洲人的触角到了南太平洋岛屿,又遇到了一些与新大陆类似的“原始人”。这样,在扩张过程中,新的“他者”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与此同时,由于欧洲中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欧洲社会的阶级结构,“礼貌”观念中的欧洲上层“自我”与下层“他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样,欧洲“礼貌”观念中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当“文明”这一概念出现时,逐渐由阶级的差异转向民族的差异,即“礼貌”或“文明”作为欧洲上层社会的自我意识,逐渐转变为欧洲民族的自我意识。这种转向,在19世纪欧洲的“文明”观念中,明确地表现出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海外扩张与欧洲文明认同之间的关系,正如乔纳森·弗里德曼所指出,“如果说,前文明的人以他从自然神那里接收到的‘文化’礼物来描述他的特定认同的话,文明人则是通过他与存在的更原始状态或自然状态的分异、从中出现或演化的方式,来解释他的认同。”[12]

  基佐以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和个人内心生活的发展,或者社会的进步与人性的进步两个要素为尺度,来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达到了文明。“哪个地方人的外部条件扩展了、活跃了、改善了;哪个地方人的内在天性显得光彩夺目、雄伟壮丽,只要看到了这两个标志,虽然社会状况还很不完善,人类就大声鼓掌宣告文明的到来。”正是以这两个标志为衡量尺度,基佐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假如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只能维持温饱,宗教和道德的观念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但自由原则受到扼制,人性受到抑制,就像印度等大多数亚洲居民的生活状况,这不能算作文明。假如一个民族,每个人都非常自由和平等,但各个人的才能和存在自生自灭,互不相干,一代一代人临死时看到的正是他诞生时看到的那个社会,这就是野蛮部落的状况,肯定没有文明。[13]基佐的“文明”概念无疑带有欧洲自我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以他所谓的“文明”来衡量,“野蛮部落的状况肯定没有文明”,以印度和埃及为代表的亚洲社会停滞不前,而欧洲社会则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因此欧洲文明“无与伦比”生具有“一种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实际上,基佐在建构欧洲“文明”这一概念时,是以建构美洲社会、亚洲社会等“他者”为前提的,在建构他者中塑造了自我。

  基佐的欧洲文明优越论,在达尔文的“文明的阶梯”观念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中有一种“伟大的存在链条”观念,认为世界上的任何生物都被排列在从最低等生物到上帝之间的一个等级序列上,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与在精神上接近神性之间呈正相关函数关系。人类处于天使和野兽之间,而人类之中因位置差异也存在着不同的等级,这种等级是一种空间的排列,处于中心的是欧洲人,边陲则是“野蛮人”。当然,17-18世纪,由于欧洲人在海外扩张中遇到的“他者”中,并非全然是“野蛮人”,而是有中国这样的繁荣国度,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曾竭力讴歌中国文明。这样,17、18世纪欧洲观念中的“他者”,在世界等级秩序中存在着分化与差异,中国社会处于较高的位置。因而,此时有远见的欧洲思想家并没有将欧洲社会自诩为最优越的“文明”。然而,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它对印度和中国的征服,美洲、非洲、亚洲等殖民世界中的“他者”便开始趋于一致,无论印第安人、印度人、中国人,都成了“野蛮落后”的民族。以此来反观自身,欧洲文明便成了世界上最优越的文明。欧洲人这种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的变化,从18世纪上半叶与19世纪下半叶两个不同时期欧洲人的中国观的比较,便可以充分地反映出来。19世纪的欧洲人虽然承认中国在很早就已经有了一种比较优越的文明,但认为它已经停滞了几个世纪,“造成了中华帝国裹足不前、落后保守的状态。”[14]从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图式来看,这正是欧洲人从“伟大的存在链条”向“文明的阶梯”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将空间等级序列时间化了,它随着进化论的兴起而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由此,“文明”与“野蛮”的空间距离变成了时间距离,欧洲之外的“野蛮”社会由“边陲”变成了“原始”。在“文明的阶梯”中,欧洲文明成了其他文明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因此,在达尔文的眼里,欧洲文明是当时世界上最优越的文明,西欧的一些民族国家“今天无可衡量地超越了它们的野蛮时代的祖先而高踞着文明的顶峰”。[15]

  由此可见,19世纪欧洲观念中的“文明”,一方面意味着欧洲社会发展的成果和不断追求社会进步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又带有更强烈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色彩,并作为一种欧洲的意识形态,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关于欧洲“文明”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埃利亚斯指出,18世纪以来,“文明概念已经变成了法国为自己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西方国家……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从这时候起,那些推行殖民政策,并因此而成了欧洲以外广大地区上等阶层的那些民族,便将自身的优越感和文明的意识作为了为殖民统治辩护的工具,就像当年‘文明’概念的鼻祖‘礼貌’和‘开化’曾经被宫廷贵族上等阶层用来为他们的统治进行辩护一样。”[16]

  值得思考的是,欧洲“文明”观念是在欧洲社会发展与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在自诩为“文明”群体的“自我”与被贬低为“野蛮”群体的“他者”之间的互动中,通过建构“他者”而形成的欧洲“自我”意识形态,是欧洲经验的历史产物,是欧洲以其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征服世界的集体意识的产物,它由于欧洲的霸权地位而在全世界获得了普世性。这种“文明”真的具有普世价值吗?它是否人类所需要的“文明”?事实上,19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像密拉波和康德一样,早已认识到“文明”并非至善至美的东西,而是有好有坏。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就曾这样评价“文明”:“文明本身只不过是‘好坏参半’(a mixed good)——如果它不再是一种腐蚀的力量,不再是疾病的潮红而非健康的红润。如果一个民族的‘文明’不是根植于cultivation(‘教化、教养’)、根植于人类智能与特质的和谐发展,那么这个民族(不管如何显赫)充其量只能称为‘虚有其表的’(varnished)——而不是‘文雅的’(polished)——民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文明的理解,也是功过并存的。他认为,人类可以从“文明”中获得“物质生活的舒适,知识的增进与传播,迷信的衰落,相互交往的方便,举止、态度的温柔,战争与个人冲突的减少,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持续地减少,集全球众人之力所完成的伟大工程。”但“文明”也造成人类自主能力的丧失,人造品的生产,单调、刻板的机械式理解,不公平与毫无希望的贫穷。[17]这种对欧洲文明负面的认识与批评,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作了充分的阐述,法兰克福学派则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判。因此,当代学者塞格雷拉提出,“必须把我们的以战争为基础的文明与文化改造成一种和平文化,而这种文化将重新界定人类的和平权,并将实现一项新的谋求和平的社会道德契约做出贡献。”“为了获得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需要重新创立一种以原则(而不是模式)和真正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不是以商品作为崇拜物、以暴力和战争作为消除冲突的惯用手段的全球性与多元的文明。”[18]

 

注释:

[1][3][11][16]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王佩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1、103-104、103、116页。

[2]Bruce Mazlish: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6.

[4][5]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13页。

[6][7][13]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阮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11、22-25、14-15页。

[8]查尔斯·达尔文:《达尔文环球旅行记》,刘福文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18、219、232-233页。

[9][10][15]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6页,第205、221、284、199、244页,第217页。

[12]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2页。

[14]M.G.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杨德山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页。

[17]转引自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8-49页。

[18]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挑战、伦理与国际社会”,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白凤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290页。

来源:《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