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特透视全球史
刘新成
【提要】 全球史是一个新史学领域。目前我国虽已有一些介绍全球史的文章发表,但对全球史理论和方法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本文结合美国当代全球史学者怀特的治学道路,通过个案研究,透视美国全球史的产生背景以及当前教学与研究状况。
【关键词】 全球史 美国 史学家 怀特
今年10月份,美国全球史学者怀特(Donald R. Wright)教授将要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为便于学生理解其教学内容,怀特教授事先发来自己的“学术履历”,概述其学术经历和思想观点。怀特教授的学术经历乃是美国全球史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对全球史的了解尚不深入,甚至存在某种误读,故笔者以为,了解这位颇具典型性的全球史学者的治学过程,评介其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或许有助于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全球史。
怀特教授生于1944年,1966年从第波大学(DePauw University)毕业,又入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攻读非洲史,获博士学位。1976年至今,怀特教授一直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学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lege at Cortland),其间讲授全球史达25年之久。1990年纽约州立大学授予他“杰出教授”的称号,以表彰其教学、科研的突出成就。
据怀特自述,他倾心全球史与其家庭背景和青少年经历有关。怀特的父母毕业于贵格会私立大学俄尔翰学院(Earlham College),其祖辈均以子女能入这所校风谨严端肃的教会学校接受高等教育为自豪。由此可以推知,怀特的家庭是一个笃信宗教、恪守传统的老式家庭,尊奉贵格会所宣扬的那种将关怀人类命运作为道德使命、将思想自由视为至高无上原则的价值观。1942年,怀特的父亲作为轰炸机飞行员被派往北非作战。离别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使怀特的母亲从此痛恨一切战争及其战争发动者,崇拜提出“非暴力”主张的圣雄甘地。母亲的思想情绪深深地影响了怀特。越战期间,怀特还在读书,他想方设法拖延服役,虽然未能如愿,但是一种思想却越来越明确,这就是应当站在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狭隘利益的立场上来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等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之际,正在非洲从事研究工作的怀特对本国政府的决定深感痛心,同时对美国年轻一代包括自己的学生将来能否阻止政府继续发动战争极为忧虑,因此回国后立即开始在世界史教学中向学生阐述自己的思想。我们知道,全球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反对“国家本位”,即反对以国家为单元构建世界史体系,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不是,至少不总是来自民族国家,而是来自包括国家在内的不同人类群体的互动。那么全球史“矮化国家”的倾向与怀特一代美国知识分子反对用战争解决国际矛盾的主张之间是否有关联呢?当然,不能仅仅根据怀特个人的经历就对一代乃至几代美国知识分子妄加评判,但是美国全球史学者确实绝大多数属于左翼知识分子毕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
怀特的父亲战后回国时带回一些非洲国家的照片,这些照片成了怀特的启蒙教材,使他很小就对外国及其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对非洲充满好奇,经常提出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占有那么多殖民地之类的问题。冷战时代,美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在大学里设立多处亚非拉战略研究所,培养通晓亚非拉国家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人才。这为怀特满足自己对外国特别是非洲的“好奇心”提供了机会,怀特攻读博士学位的印地安纳大学就是非洲研究中心的所在地,1968—1972年怀特服兵役期间的主要工作就是为空军撰写有关国际知识的读本。上述怀特的情况说明,作为20世纪崛起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超级大国,美国这种国际地位是造成世界史学科在美国生长旺盛的政治土壤,这种国际地位不仅促使怀特这样的青少年很早就对外国历史发生兴趣,而且也是导致高度宏观的全球史学首先出现于美国的重要因素。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随着跨国贸易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在这种新形势下,原来服务于外交战略的美国国际问题研究,由于缺乏学术支撑而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世界历史学科面临新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对于怀特个人的学术经历而言,还是对美国全球史学的发展来说,70年代都是确定方向的重要时期。
怀特最终选择了全球史,这一选择源于他对当时美国历史教育的不满。60年代初怀特进入大学时,正值欧洲强国纷纷撤离亚非殖民地,怀特抱着了解新兴亚非民族国家历史的愿望而选择了历史专业。但他很快失望了,因为在所有课程中,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只是西方文明史的陪衬,凡与西方历史无关的便被轻视甚至忽略。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农民运动,只讲义和团而不讲规模和意义更大的太平天国,因为义和团反洋人洋教引起八国联军侵华,而太平天国基本上与西方无涉。又如非洲史,绝口不提祖鲁人(Zulu)的历史,却不厌其烦地描述争夺南非殖民地的英布战争。怀特不禁提出疑问:难道非洲自身没有历史吗?怀特的导师布鲁克斯(George Brooks)教授也对美国史学界只研究与西方有关的亚非拉国家而忽略其他国家,特别是忽略跨国家的区域研究十分不满,他在研究非洲商业史时发现,非洲与阿拉伯地区、印度和东亚之间很早就建立了联系,地理大发现以后又通过大西洋开始与欧洲和美洲交往。布鲁克斯根据这一事实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各个地区之间曾经形成过各种形式的关系网络,而这些网络一直没有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便无法正确地认识世界发展进程。
布鲁克斯的观点以及怀特的质疑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颇具代表性。正是由于有这些不同的声音,美国的世界历史学科开始发生变化。在布鲁克斯教授的大力推动下,印第安纳大学开设了专门讲述各地区之间文化互动的“全球史导论”课程。怀特服兵役期间被部队驻地的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阿拉巴马分院聘为兼职教师,讲授的课程也是“全球史导论”。这门课程从人类起源一直讲到当今世界,时空跨度之大,在美国历史学科课程中前所未见。更为新颖的是该课程审视世界历史角度,怀特为学生指定的教学参考书包括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和布里特的《骆驼与车轮》①等,都是最具新意的全球史专著;前者是公认的全球史奠基之作,也是怀特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正是这本书使他开始认识到,孤立地考察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不能发现推动该国或该民族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包括国家和民族在内的所有人类群体都是在与其他群体的联系、交往和互动中存在和发展的,不认真研究这种联系、交往和互动,就无法正确理解人类历史,对于世界史来说更是如此;后者是跨地区、跨文化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它使怀特进一步认识到“交往史”、“互动史”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提供了跨文化史学研究的成功范式。
1976年初,《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编辑部迁入印第安纳大学,怀特担任了该刊书评栏目的助理编辑,负责“非洲史”和“通史”部分。所谓“通史”(general history)系指按当时的分类方法无法归类的史学著作,其中很多都是全球史著作。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也出版于70年代,甫问世即进入畅销书行列。1978年,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学院历史系面临空前的生源危机,该系决定以改革教学内容来吸引学生学习历史。怀特被选为教改小组成员,他审时度势,建议开设学年课“全球史”。这门课程大受学生欢迎,修读人数持续增长。起初为“应急”而临时拼凑师资、各位教师根据一己之长以“接力”形式讲授的这门课程不久后就有了专任师资,并于1980年成为全校学生必修的两门历史课之一。怀特回忆说,60年代初他上大学时,专业和课程目录中只有国别史,没有世界史,若有人把全球史作为学习志向还会遭到耻笑。孰料仅仅十余年后,全球史
已经成为美国历史教育的主干课程。1982年,在大中学校历史教师的共同呼吁下,美国成立全球史学会(WHA),布鲁克斯当选学会首任领导,怀特则是少数几个以个人名义注册的会员之一。全球史学会的建立是全球史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全球史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美国的域外史教学与研究开始从以国家史和地方史为中心,转向以更为宏观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全球整体化研究为重点。以该学会为平台,怀特等人创办了“世界历史教学”和“全球视野”两个专题论坛。
作为第一代全球史学者,怀特教授几乎每年都要给学生讲授全球史课程,已坚持近三十年。他的全球史课程是学年课,以1500年为界,分两个学期讲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怀特教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学效果显著。与此同时,他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有人望文生义,以为全球史研究专门构建世界史体系或是探讨断代的问题,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史是包含大量个案研究在内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怀特教授在这方面的科研实践颇为典型,他没有像麦克尼尔或斯塔夫里阿诺斯那样撰写通史,而是在全球视野下研究具体的问题,既深化对全球史的解释,又细化全球史的描述。
如前所述,怀特因童年经历而很早就对非洲史感兴趣,并且由于反感当时历史教育中充斥的“西方中心论”而立志撰写非洲人“自己的历史”。然而,他的研究过程充满了艰苦和挫折。
怀特攻读博士时期,美国的非洲史研究正在出现转向。一些学者受人类学最新成果的影响,本着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原则,自觉地克服对非洲文化的歧视和偏见;他们反对把人类史视为进步史,更不承认“近代进步史就是西方人领跑、非西方人跟随的历史”成说。同时,他们也反对单纯依据西文史料,主张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新型”材料书写更加客观真实的非洲史。非洲史研究这种新趋向对怀特发生了很大影响。怀特的博士论文研究前殖民时代的曼丁卡(Mandinka),这是地处冈比亚河河口、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一个小国。虽然有关该国历史的英、法、葡文资料十分丰富,但是怀特决定,在阅读西文资料之前要去非洲,亲耳倾听当地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怀特用两年的时间学习曼丁卡语,然后从1974年8月至1975年6月在冈比亚和塞内加尔进行实地考察。他在冈比亚河长达250英里的水路上往返,深入两岸的土著村落和家庭,同老人们交谈,采集古老传说,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和社会组织形式。此行怀特访谈逾百人,积累笔录数千页。此后他又到达喀尔、巴黎、伦敦等地,寻找和搜集各类西文档案。经过如此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且对非洲口述资料与西文档案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和考辨,怀特撰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顺利通
过答辩,而且这部论文很快就正式出版,配以两卷注释本《非洲传说集》和一个非洲传说数据库。
博士论文的成功鼓舞了怀特,他准备利用同样的方法继续撰写一部前殖民时代的非洲通史。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对自己研究成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怀特发现,他以前采用的所谓“古老传说”其实不足为信,因为这些传说出自现代非洲人之口,而他们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乃至愿望“随意地建构过去”,因此依据这些传说撰写的非洲历史未必真实可靠。怀特认识到,口头传说固然有用,但用处相当有限,自己以前的想法,即只要聆听非洲人自己的言说就能书写“真实”的非洲史的想法未免天真。于是怀特在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非洲史研究的方法论,特别是关于口头传说可信度的论文之后,毅然改变了研究方向。
但是,改变方向并不意味着多年来从事的非洲史研究没有意义。事实上,怀特教授后来进行全球史研究时继续坚持他在研究非洲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思想,比如主张以平等态度对待各种文化,主张历史研究者“回到当年的语境”,反对从当代世界格局着眼、以强势国家为基准、对弱势国家的历史妄加批评,等等。这些思想现在作为全球史基本理论的内容,已经成为全球史学者的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怀特教授在从事非洲史研究时开创的一种独特方法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即拓展视野,把某一地区史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进行观察。怀特教授发现,前殖民时代非洲人的时空观与当代西方人完全不同,当代人惯于使用的民族、国家、国界等概念也完全不适用于非洲历史。比如他曾研究的“纽米国”(state of Niumi),虽然称“国”,但既没有固定边界,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或政治实体,而更像是一些家族对其他家族的统治权力。再如在他研究的整个地区,各“国”之间、各部族之间完全不存在当代人所理解的那种种族的或民族的交往障碍。怀特教授进而发现,长期以来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西方殖民者进入以前因偏处一隅而发展滞后的观点纯属主观臆测,并不符合实际。他在深入考察后指出,在1500年以前上千年的时间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部非洲与沙漠以北地区、与地中海世界、甚至与东南亚都有广泛的联系,在这个互相关联的“大世界”的所有地区发生的事情都曾对西非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怀特教授最终得出结论:研究任何地区
的历史都必须超越地区本身,只有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下审视该地区,才会对其产生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怀特教授在非洲史研究中获得的这一体会,在他的全球史研究中更加深化,因而他在教学中愈益注意引导学生开拓全球视野,在具体研究中则着力于探索“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怀特教授撰写了一部描述“大世界”的专著———《殖民时代的非洲裔美洲人:从非洲起源到美国革命》②,出版后好评如潮。不久出版社又约请他撰写了续集《共和国早期的非洲裔美国人:1789—1831年》③。这两部书的共同特点是,在综合考察殖民活动与奴隶贸易的同时,不再把身在美洲大陆的非洲裔人仅仅置于英属殖民地或美国的政治框架之下,而是把他们放在包括非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整个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当中来认识。在“大世界”的视野下,“贩奴热潮”的来龙去脉变得更加清晰。
90年代中期,为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之间的关联,怀特教授旧话重提,再次研究“纽米国”和冈比亚河。然而题目虽旧,方法却是全新的。在《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④一书中,怀特追溯“纽米国”七八百年的历史,指出该“国”始终处在外部影响之下,因此拥有一个属于该国自己的“纽米国世界”;“纽米国世界”的空间持续扩大,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纽米国世界”始与真正的世界重合。这部书是怀特教授迄今为止自己最满意的全球史著作,在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被誉为研究非洲史和全球史的“必读书”。2003年该书修订后再版。2005年在摩洛哥举行的世界历史学会年会上,该书的书名成为论坛题目之一。
目前怀特教授正在撰写或接近完成的书稿还有三部。
第一部暂名《末位国家的生活:析全球化对世界上最穷困国家之一———冈比亚共和国的影响》(Life in Number160:How Globalization Is Affecting People’s Lives in One of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the Republic of the Gambia)。⑤从书名即可得知,这是一部从全球与地方关系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道德评价的专著。
第二部系怀特教授邀请另外三位作者共同撰写的《大西洋史:1400—1888年》(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888)。怀特教授自言,这是第一部将环绕大西洋的四个大洲统一于“大西洋世界”的历史教材。四位作者分别是研究四大洲历史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备全球视野,所以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描绘“大西洋世界”的全景图面。该书将于2006年末由哈伦·戴维森出版社(Harlan Davidson Press)出版。怀特教授寄望该书能够激发其他学者的灵感,以同样的方法描绘“印度洋世界”和“太平洋世界”的历史画面,为将来撰写新的全球史著作做准备。
第三部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怀特教授出于对人类未来的忧虑而决定撰写的世界近代史新教材。怀特教授认为,随着军事技术不断进步和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国家之间的冲突有可能把人类拖进灾难的深渊,而目前人们对这一点还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历史学家应该向人们发出警告。怀特认为,当今历史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引导年轻一代关注至关重要的价值问题,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等等。他说,近二百年来人类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发生于19世纪的“健康革命”,它使人的预期寿命从1800年以前的25—30岁延长到50—80岁。然而历史课本却对如此重要的进步避而不谈。如果我们的历史教育对这么重要的历史现象都忽略不顾,却津津乐道于各种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那么我们的后代怎么可能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进步,怎么可能培养起敬畏生命的意识,又怎么可能自觉地站在和平的立场上思考和应对当今的世界?怀特教授提出了“以问题意识带动世界历史教学”的设想,并且身体力行,2003年他创造了以20个问题为中心的“近代500年全球史教学法”,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2005年,他在美国全球史学会东南区分会年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教改经验文章,赢得与会者高度评价。已有出版社决定出版怀特教授的这部“具有问题意识”的全球史教材。
纵观怀特教授的学术生涯,或许他还不能被称为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大师”。然而笔者以为,正是因为怀特是位普通的历史学研究者,所以他的学术道路、他对全球史事业的执着追求与贡献以及他对待学术和人生的认真态度所体现出的真正知识分子气质,才会对我们具有切实的启迪意义,帮助我们更加深入、正确地理解全球史,开展与之相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①William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Richard Bulliet,The Camel and the Wheel,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Donald R. Wright,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Colonial Era: From African Origins throug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Harlan Davidson,1990.
③Donald R. Wright,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Early Republic,1789 -1831, Harlan Davidson, 1993.
④Donald R. Wright,The World and a Very Small Place in Africa,M.E. Sharpe, 1997.
⑤根据2004年联合国颁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冈比亚共和国在被统计的178个国家中列第160位。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