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提要: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发达,造就了韦伯的资本主义理想类型和“西方模式”的霸权话语,甚至出现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认识。本文将西方模式置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下,从联系与比较的视角,证明西方模式自其形成之初,便是世界多元社会发展模式之一,而且当今西方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以及因此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更进一步表明了世界各国发展走多元化道路的必要性。
关健词:西方模式 社会发展 全球史
第三世界国家在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以西方发展模式为参照已成了不约而同的共识。然而,在如何参照西方模式问题上,一些国家或学者存在着一个认识的误区:认为现代化的目标便是西方化,而西方化也就等于资本主义化。在这一逻辑下,出现了在改革中照搬西方和对本国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倾向。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洲一些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从实践上表明了西方模式之外的可能性。本文便试图从全球史的视角,对西方模式及其形成进行历史考察,并对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西方模式进行反思。
一、资本主义理想类型与西方模式
19世纪上半叶以来的西欧及北美,在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推动下出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远远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由此而形成了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霸权地位。西方“成功”的秘诀在那里?“事后诸葛亮”们纷纷对此进行了解读,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马克斯·韦伯。
作为社会学家而非历史学家的韦伯,从其“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出发,用他建构的人类社会不同理想类型来理解不同的社会。他认为类型概念“离开现实,并服务于认识现实,其形式是通过表明一种历史现象接近这些概念中的一个或若干个的程度,可以对这种现象进行归纳。……为了让这些话所指的是一些明确无误的事物,社会学方面必须构想出那些形式的‘纯粹的’(‘理想’)类型的形态。”[1] 因此,韦伯对历史的探讨,是以他的纯粹理想类型为参照,以一种“历史现象接近这些概念中的一个或若干个的程度”来进行“辨析”与理解,这种方法实则是以结果附会原因,研究逻辑是颠倒过来的。为了辨析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他以其所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为蓝本,构建起“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类型。然后以此回溯历史,寻找形成这一理想类型的动因。“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然而,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展出了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2] 这种在其它地方从未出现过的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就是“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而这种理性组织方式的出现,则归功于西方独特的新教伦理。相反,古代中国虽然也是“典型的求利的国家”,由于缺乏这种新教伦理,“距离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种种制度的‘精神’更远”,“没有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兴起”。[3] 因此在韦伯看来,古代中国代表了一种发展不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东方社会,落后便是自然的了。
由韦伯建构出来的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怎样的体系?丹尼尔·贝尔对此进行了总结:“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它同建立在成本核算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挂钩,依靠资本的持续积累来扩大再投资。然而,这种独特的新式运转模式牵涉着一套独特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缘)中解脱出来,以便他按照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构造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4] 在许多西方人看来,正是这一体系给他们带来了繁荣与进步,使他们的文明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由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具有普世性,代表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样,西方模式的“神话”便在这种霸权心态下形成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甚至宣称,第三世界国家要得到发展,只有在政治上走西方的民主道路,在经济上走西方的自由市场道路,在文化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令人遗憾的是,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竟也有将西方“神话”当作追求“梦想”的,西化之风盛行,陷入到西方新殖民主义的陷阱之中。当然,也有在反西化与反霸权中成长起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理论,如依附理论,以及一些学者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思考,这表明人们已认识到西方模式的局限和多元文化下其他模式选择的可能性。
二、全球史视野下的西方模式
如果将西方模式置于全球史的语境之中,跳出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内观藩篱,便会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自其形成之初,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众多选择模式之一。
在欧洲殖民扩张和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前,西方文明只是众多农耕文明之一,世界六大文明――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在地球上和谐共存,不同程度地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此时的世界是和谐的,人与自然也是和谐的。此时的欧洲,作为世界六大文明发展模式之一,在人口规模、人民生活质量、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总量等方面,并没有什么突出和优越之处。
从人口数量来说,根据弗兰克引用克拉克的估算,1500年世界人口为4亿2千7百万,而欧洲只有6千8百万;1600年,世界人口为4亿9千8百万,而欧洲只有8千3百万,即欧洲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约16%;[5] 根据布罗代尔引用联合国1951年公布的数据,1650年世界人口在465-545百万之间,欧洲人口在100-103百万之间,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0%。[6] 因此,16-17世纪中叶的欧洲,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6-20%。从生活质量来看,1800年以前的食品消费,欧洲人虽然因生活方式的差异可能比亚洲和美洲人吃较多的肉和奶制品,但亚洲人和美洲人在摄取蛋白质方面并不比欧洲人少,因为他们可以用豆类取代肉类。18世纪欧洲“大城市民众”每人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约2000千卡,而中国每个成年人是2386千卡,还不包括他们所消费的非谷物食品。在衣着方面,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穷人都穿舒适耐用的棉布,在欧洲却成了奢望。18世纪英格兰人的预期寿命在35-39岁之间,与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差不多。[7] 而据拜罗克估算,“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228美元,高于他对18世纪英国和法国若干年份的估算,因为后者在15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8] 因此,18世纪以前的西欧人与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相比,并没有过着一种更优越的生活,而是在生活质量上差别不大。从生产力水平来看,彭慕兰用大量的史实说明了,欧洲人在1750年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并没有领先,他们拥有的技术平均水平也不大可能更优越。[9] 从经济总量来看,“按1960年的美元计算,175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为1550亿美元,其中1200亿美元或77%的产值出自亚洲,350亿美元的产值出自整个‘西方’,即欧洲和美洲,还包括俄国和日本”(因为这里使用的是后来‘西方’的概念)。[10] 因此即使大西方的概念,也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3%。
由此可见,在欧洲工业革命以前,各大文明中心地区的经济在本质上都是农耕经济,差异不大。如果说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也正是不同文明在经济发展方面形成不同模式的表现。因此,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西欧经济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一样,都是当时世界多元经济发展模式之一。这种模式与其他文明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相比,并没有显示出什么优势,不具有普遍性,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鼓吹的那样,西方经济从16世纪就已开始优于东方。相反,18世纪以前的欧洲经济反而不及亚洲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从1800年代才诞生的,“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制度两个方面,都没有什么东西能显示出西欧经济在那以前有决定性的优势,使工业化只能在那里而不是在别处发生。”[11]
另一方面,如果对工业革命之前几大社会文明进行比较,不难发现,由于几大文明绝大多数以农业为基础,在本质上都是农耕文明,因而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表现出来的文化共性,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结成的社团精神,它以团结和谐为特征,注重以情感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注重集体的福祉而非个人的利益,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精神在不同的文明区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中国表现为以血缘关系核心的人伦关怀,在中世纪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倡导的仁慈与博爱。由于这种精神在当时的世界具有普遍性,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世界精神”。 因此,从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言,以人文关怀与集体和谐为核心的“世界精神”普遍存在于前工业社会中。
然而,当欧洲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首先是西方否定了自身的传统,然后其他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攻下成了殖民地或附庸。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西方模式取得了具有了普遍性的地位,是先进性与现代化的代名词。东方的传统农业社会便被西方人看作是他们过去的缩影或“活化石”。这样,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及其文化霸权这一背景下,随着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这种观念的产生,一些学者便把前工业社会中的“世界精神”作为传统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成了“传统”与“现代”这一连续统两端的理想类型。只要一谈到现代化,必然要言及抛弃传统,似乎中间只有断裂,没有延续。这正如彭慕兰所指出的,从19世纪后期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强调在现代西方和它的过去之间,以及现代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立。当较近期的著作试图缩小第一条鸿沟时,它暗示出第二条鸿沟――欧洲特殊论――可以追溯到甚至比我们想到的更早。”[12] 笔者认为,在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一个认识的误区,即人们所要追求的“现代”,是西方模式下西方经验意义上的“现代”,它本是西方“传统”倒映在镜子里所形成的影像,但一些人却把非西方社会的“传统”当作了这种影像的映照物。比如,西方现代的人权,是以否定欧洲中世纪神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权与神权可以构成现代化过程中连续统的两端。但是,如果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将西方人权观念与中国传统的人伦关怀对立起来,显然不妥当,也有悖于辩证法,因为中国传统中不存在神权而只有人伦孝悌,这是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人权观念的历史文化条件。因此西方人权与中国人伦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做到相互整合与互补。中国“传统”映照出来的应是中国的“现代”。可见,西方模式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西方意义的“现代”不一定是东方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前工业社会中的六大文明,如果沿着其自身的道路发展,或许将会出现六种不同意义的“现代”。
工业革命前的西欧,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上都表现出与其他几大文明具有很强的同质性,是众多社会发展模式之一。但是,西欧模式为什么会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而走在其他文明的前面?或者说,为什么西欧的社会发展会脱离了常轨,而世界的主体部分(其他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地区)却仍然按着常规在发展?这个问题,用欧洲中心论者的思维来表述就是:为什么西欧会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其他地方却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笔者认为,这种发展并不是由西方具有所谓“理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规划出来的(他们也只是后知后觉者),也不是韦伯所说的西方具有独特的新教伦理。韦伯曾断言中国与西欧一样也是一个“典型的求利的国家”,但由于缺乏西欧那种新教伦理,尽管求利却并没有求出资本主义。如果说韦伯对中西社会求利的判断是对的,但在寻找这种从求利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原因时却犯了错误。史实表明,同样是求利的行动,西欧商人由于从16世纪起有了廉价的奴隶劳动、海外贵金属、原料及市场,使他们“迅速地、不可抗拒地拉入了商品生产的领域之中”,[13] 从而大大促进了以求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发展。相反,中国求利的商人并不具备这种外在的条件,像西欧之外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商人们那样,靠的是自身资本的积累而处于一种常规发展状态。因此,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历史,应该从15-18世纪世界各地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比较中来理解。沃尔夫指出:“在我们中间,许多人甚至越来越相信,这个西方拥有一部系谱,根据这部系谱的说法,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工业又与民主制一道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而美利坚合众国则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这样一个发展图式却是误导。”当我们从全球相互联系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时,“无论是古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甚至美国,都决不是由某种内在的驱动力推向最终目标的,毋宁说,是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变化着的、也可以变化的一系列关系或众多关系中的某些关系促成的。”[14] 因此,西欧的兴起,在与亚洲相比并不存在内发优势的情况下,只有将它置于全球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如果将西欧历史的发展进程置于当时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便会发现,西欧的发展是由其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落后性、野蛮性、偶然性。
首先,一些学者的研究早已表明,欧洲经济在18世纪以前落后于亚洲。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中指出,“从1400年到1800年,更不用说更早的时候,世界的真实情况与流行理论的说法完全不同。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认为或宣称的欧洲的支配地位根本不存在。”“1750年亚洲占世界总人口的66%,而亚洲的产值占世界的80%。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2/3的亚洲人生产出世界4/5的产值,而占世界人口1/5的欧洲人仅产生出其余1/5产值中的一部分,另外的部分是非洲人和美洲人的贡献。因此,在1750年时,亚洲人的平均生产力大大高于欧洲人。”[15] 造成欧洲落后的主要原因何在?根据刘景华提出的西欧“生产不足论”,“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大小不同层次的经济系统在物质生产上不能满足自我需要,因而必须寻求系统以外的经济养分来填补需求缺口,利用外部经济因素来满足内部需要,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便是这种寻求展开的必然产物。……农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生产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是西欧各个层次经济系统不能实现自足的根本原因。”[16] 因此,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对海外的扩张,并不是由于其经济发达与强大,相反,是由于其内部生产不足,新航路开辟活动的动机首先应归于西欧内部的生产不能满足需求。可见,西欧的扩张与掠夺是由其落后性决定的。
其次,西欧文明的野蛮性从其掠夺本性反映出来。对于西欧国家的早期资本积累,马克思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具体的例证,就是西欧对海外的扩张与掠夺。西方殖民者到达美洲后,通过传染病与杀戮给美洲土著居民带来了“大死亡”。例如,西班牙占领之前的中美洲估计有2500万人,但到1650年降至150万;位于下秘鲁的利马和上秘鲁的查卡,其西班牙领地的居民人口在征服之时均有500万,但在18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降至不到30万人。美洲土著居民的大量死亡造成了银矿与种植园里的劳动力缺口,于是非洲的奴隶贸易兴盛起来。1451年至1600年间从非洲输出的奴隶约27.5万人,到17世纪增长了5倍,达134.1万人,而在1701年至1810年间,人数超过600万。英国人为了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惜将大量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印度鸦片敲开了与中国通商的大门,改变了原来金银只由欧洲流向亚洲的局面。”[17] 因此,西方早期的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建立在海外掠夺基础上的。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产白银约13.3万吨,其中大约75%即10万吨输出到了欧洲,而欧洲从美洲掠夺白银中的32%即3.2万吨又支付给了亚洲。[18] 因为此时期欧洲与亚洲相比,在经济上并不占优势,必须支付大量白银来购买亚洲货物。西欧国家正是依靠美洲白银,才逐渐取得了欧亚贸易中的优势,其资本主义产生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弗兰克指出,要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等历史过程和事件,需要一种全球视野。在这种视野下,这些历史过程和事件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而是“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产生、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19] 丹尼尔·贝尔也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的起源,一是韦伯所说的禁欲主义,二是桑姆巴特所说的贪婪攫取性。[20]
由上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最初动机与手段,在于它的落后性与野蛮性。这两个因素再加上历史的偶然性,使得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意外地顺利。这里所说的历史偶然性,即西欧在寻求亚洲的财富之时,与美洲发生联系是偶然的。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却至死都以为到了梦寐以求的亚洲。这正是历史的偶然。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按照哥伦布的如意算盘,他到了经济繁荣的亚洲――中国或印度,世界文明史就很可能改写。因为按照16世纪西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可能从中国和印度得到任何好处。然而,哥伦布到达的恰恰是经济不发达却资源丰富的美洲,这就为西欧殖民者征服亚洲提供了跳板,也有了一段积累的时间。当西欧殖民者迅速征服美洲之后,在美洲开采白银,同时从非洲掳掠奴隶作为廉价劳动力在美洲建立大种植园,获取低廉的工业原料。用这些从美洲和非洲挣得的金银与中国进行贸易,只乎是做“无本”生意。即使这样,他们还要向中国输出鸦片才能维持贸易平衡。18世纪以降,随着印度的衰落,印度也与美洲一样,成了欧洲人从经济上进攻中国的跳板。这样,欧洲人经过16-18世纪3个世纪的积累,终于在经济上占了上峰。以中国为代表的繁荣的亚洲衰落了,西欧资本主义模式压倒了其他经济发展模式,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
因此,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落后野蛮的欧洲走上工业资本主义道路之时,并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而是一种变态,西欧模式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世界文明进程中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而工业革命可以看作是西欧脱离常轨而呈现变态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结果,西欧模式的工业文明破坏了“世界精神”的常态发展。因此,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一定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从另一意义上来说,其他几大文明按照“世界精神”的常态发展才具有普遍性。?
三、西方模式带来的问题及其局限性
世界历史不是成功者的脚注,不能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便认为它就是理想模式。20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表明,西方模式虽然因经济发展而证明了其在经济方面的有效性,但它带给人类文明的并不全是福祉。因为经济的发展并不等于人的发展,也不等于社会的发展。相反,非工业社会中的“世界精神”及其他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映衬出了西方模式的局限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异化的论断,对我们理解西方模式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因此,西方模式下因为劳动的异化导致人的异化。这种异化的最极端表现是拜物教――拜金主义,“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21]。因此,它是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直至今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的异化,人受物的奴役和人本精神的丧失,正是人类为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其社会批判理论,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批判,而是集中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社会心理、技术理性等方面的批判。他们的批判,正揭示了资本主义模式的局限性。
人类文明史已经证明,物质生活只是衡量人类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方面,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发展,更不等于人的发展。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尺度,应该以人为本,看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否与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社会发展观应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而沿着西方模式前进,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只能加速人的异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是灾难而非福祉。
现代世界是一个西方模式主导下的世界,这一世界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早已暴露无遗。就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而言,迪亚斯-卡列哈斯曾有趣地把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称为“冷酷无情的增长”,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把全人类的发展作为其目标,反而增加着贫困和穷人的数量。[22] 里夫金把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称为“美国梦”,认为它具有以下特点:强调经济增长、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独立自主,效忠工作伦理,把成功归因于切断了同旧有文化之间的纽带,同爱国及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倾向于用军事力量来保护自身利益,倾向于地方性思维,深深个人化和极少关注人类的其余。[23] 这些特点所表现出来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正是当今美国单边主义世界霸权的文化根源,也是美国霸权下全球秩序失范的重要根源。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要想将人类生息繁衍的地球建设成一个各种文明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就必须寻找与探索西方模式之外的其他发展模式,走多元发展之路。塞格雷拉提出,“必须把我们的以战争为基础的文明与文化改造成一种和平文化,而这种文化将重新界定人类的和平权,并将实现一项新的谋求和平的社会道德契约做出贡献。”“为了获得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需要重新创立一种以原则(而不是模式)和真正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不是以商品作为崇拜物、以暴力和战争作为消除冲突的惯用手段的全球性与多元的文明。”[24]
综上所述,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在实践上和学术界都造成了西方模式的霸权话语,甚至出现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认识。然而,如果将西方发展模式置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下,用联系与比较的观点来加以审视,就会发现,西方模式自其形成之初,便是世界多元社会发展模式中的一元,而且直至今日西方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以及因此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更进一步表明了世界各国走多元化道路的必要性。
[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页。
[3]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3页。
[4]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页。
[5] 贡德·弗兰克:《百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6]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3页。
[7]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5页。
[8] 贡德·弗兰克:《百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40页。
[9]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39页。
[10] 贡德·弗兰克:《百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38页。
[11]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13页。
[12]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3页。
[13]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14]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9-11页。
[15] 贡德·弗兰克:《百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372、240页。
[16] 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7] 参见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159、233、309页。
[18] 贡德·弗兰克:《百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03页。
[19] 贡德·弗兰克:《百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6页。
[20]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7页。
[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97、155页。
[22] 阿波利纳尔·迪亚斯-卡列哈斯:“‘旧的’世界新秩序中的新霸权”,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23] 杰里米·里夫金:《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杨治宜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4]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挑战、伦理与国际社会”,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第288、290页。
(来源:《现代化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