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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刘新成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摘 要: 近年来,全球化、后现代思潮和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使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全球史,而且认识到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在互动。互动乃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互动在于相遇、联结、交流、交往、相互影响,而不是一方主导、引导甚至塑造对方和整个世界。互动理念可成为匡正既往“西方中心论”的利器,同时为书写新的全球史提供了多种思路和指南。本文从历史及史学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西方中心论”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方法论根源及全球史发展的大致轨迹和学术理路,并简要评介了的全球史常见的几种“互动模式”。

关键词:互动;全球史观;西方中心论

 

  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起初只是在中学和大学逐渐普及开来的一门课程。后来教授这门课的老师和史学家围绕这门课程,就世界史体系展开讨论,逐步形成一种宏观历史理论,即“全球史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史课程在欧美其他国家推广,“全球史观”震动西方史学界,并在国际史坛产生广泛影响。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学术组织“世界史协会”由来自40多个国家的学者组成。除美国外,欧洲和亚洲也曾多次举行大型全球史学术研讨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仅早在1995年即以“全球史是否可能”作为大会主题,而且此后历次会议都设置与全球史密切相关的讨论题目。

  全球史就其描述的时空范围而言,其实与世界史无异。而回顾西方史学,世界史虽不占显著位置,却也不曾“缺位”。就在 “全球史”出现以前不久的上个世纪上半叶,就有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鸿篇巨制问世,并获得“世界史经典”的称誉。既然如此,全球史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她自称“新世界史”,又“新”在何处?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尽管迄今全球史专家尚未就全球史定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他们都以各人类社会/群体(human community)之间以及各社会/群体与其环境之间的连结史(connections)为主要关注对象,通过回顾人类跨越各种界限、在不同系统之间建立联系的交往活动,说明交往机制对人类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美国全球史学家曼宁教授明确指出,全球史“就是全球人类社会的交往史”,其研究指向是“全人类的联结模式”[1]。而另一位全球史代表人物本特利则断言“(世界)历史是世界各族人民之间互动的产物”[2]由此可见,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要说明“互动”理念的意义,有必要追溯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演变过程。西方古典哲学富含有关人类命运的思考,既以人类整体为对象,空间便无远弗届,时间便纵贯古今,因此西方最早的世界历史观念蕴藏在哲学之中,并作为哲学命题,天然具有探究规律性“发展模式”的性质。这一性质影响深远。1500年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地理世界渐次在西人面前展开,西方的世界历史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西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对世界的征服同步,所以他们的世界历史观浸透征服者的优越感。他们以世界“主导者”自居,把扩张美化为“传播文化”,为世界发展历程勾画了一个“主导-传播模式”(pattern of dominance and diffusion),即西方文化向世界播撒的模式。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不是宣布世界历史走向越来越接近西方古典标准,就是声称世界的发展过程将是福音书的传播和兑现过程。启蒙运动以后,宗教信仰式微,西方的“优势精神”需要“物质载体”,于是“主导-传播”理论变形为“种族优越论”。19世纪的欧洲人将欧洲独霸的世界政治格局移植于“科学”领域,在地理学中建立代表西方的“欧洲大陆”概念,与“东方”或“新大陆”对峙,在历史学中把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纳入“东、西方框架”,视巴比伦为西方文明之源头,将其他古文明归属东方,进而宣称只有承继雅利安人、闪米特人(Semites)和含米特人(Hametes)血统且不断进化的欧洲人才有历史可言,而源自东方文明的其他种族因“停滞不前”根本没有历史。19世纪下半叶的文化进化论者,更为欧洲的种族优势加以“文化包装”。他们说,民族的高下决定于由知识、制度和技术构成的文化性质,欧洲人正是凭借文化特征赢得了优等民族的地位。于是,“进化种族”的“文化进步”过程成为欧洲人阐释的世界历史发展“模式”。进入20世纪,在“优秀民族”内部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俄战争以亚洲人胜利而告终的结局冲击了欧洲种族、文化优越的神话,“主导-传播”的主体又从种族迁移到文明。以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论者提出,文化的精髓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价值观念,因此应据价值观念区分文明。尽管这些人承认各种文明的相对价值,也承认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相似性,但他们最为推崇的文明仍是代表“自由、民主和理性”的西方文明。上个世纪初期,美国学校将“西方文明史”作为美国学生了解“美国以外世界”的惟一必修课,说明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仍是“西方化”。上个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开展,美国流行用“现代化模式”解读世界历史。但这种“现代化模式”不过是“西方化模式”的延伸,因为论者把世界现代化的启动无论归结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还是归结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科学思维,或是归结为西欧中世纪的市场经济,都无非为“世界以西方为主导”提供新的注解。

  纵观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过程,“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是十分明显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历史原因、政治原因之外,我以为还有方法论的原因。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处于科学主义时代,历史学也不可能不受到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来自生物学。受生物学分类法的影响,西方史学家在面对世界历史时,首先将世界切分为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文明,并分别赋予他们不同的“特质”。汤因比甚至提出,文明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特质”的纯粹性,一种文明一旦掺入其他文明的杂质,就会走向衰落。因此在他们的笔下,各种文明基本上都是孤立的存在。受生物学进化论的影响,西方的世界史学家还习惯于在“世界分类”的基础上,按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文明的“进步”程度进行排序,并武断地认为,现代的就是最优的。19世纪自称“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将世间万象都理解为一条因果链,如此化繁为简的结果,是主张对无论如何纷繁的事物,都只需了解其“基础”部分,便可推知全部。[3]在这种“因果决定论”的影响下,西方史学家自然对其“主导—传播模式”更加执着。总之,在上述种种方法论的指导下,西方的世界史必然习惯于以民族国家作为描述的基本单位、必然以“进步性”作为评价各国表现的标准、必然最终依据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反推”西方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这也正是近百年来,虽然“西方中心论”日渐“臭名昭著”,但包括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者和对西方中心论天然反感的非西方世界史学家在撰写世界史时还常常不自觉地以“西方”为中心的原因,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观念在西方世界经久不衰的原因。

  但是自上个世纪末叶起,西方传统的世界史观受到严重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时代变化。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空前频繁,包括种族、民族和国家在内的各种人类关系不断重组,新型的“世界公民群体”如世界医生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保护弱小民族国际幸存者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等纷纷出现。全球经济互相关联,市场高度一体化,各种文化之间的互相借鉴与影响日趋明显,而破解诸如环境、生态之类的时代课题又迫切需要集中全人类的智慧与行动。于是人们怀疑建立在“分类法”基础之上的国别史或文明史研究是否真正能够对世界历史做出正确而全面的解释,是否真正能够为人类解决当代问题提供有益的经验。

  西方的后现代思潮解构了启蒙思想的“神话”,所谓“进步性”本身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既已失去根基,非西方文明便获得与西方文明同等的“意义”,建立在“文化进化论”基础上的“主导-传播模式”自然也就失去了立论的依据。

  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对西方传统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和“经典结论”也形成冲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各领域的研究都不仅关注研究对象的孤立、静止状态,而且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关联性”备受关注,西方世界史传统理论忽略不同地区、国家和文明之间“关联性”的缺陷突显出来。而系统论将无数变量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纳入一个体系,强调因果关系多重性的方法论特征,直接颠覆了片面强调“单线因果律”的“主导-传播”思维模式。按照西方当代知识论观点,确切的知识来自“在部分与整体之间往来如梭的”认识,对整体认识不清,或未将“部分”放在“整体”之中考察,对“部分”的认识不属于真正的“知识”。[4]这种观点是对将世界肢解为众多民族国家的西方史学方法的彻底否定。晚近遗传学研究证明,全人类同属一个“夏娃”的后代,同属一个本体,“种族”、“民族”等人为建构的概念并非客观存在,优劣之分实属臆想, 基于“西方人种及其文化优势”的“西方中心主义”更显荒诞。西方包括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直接颠覆了某些传统结论。人类学家指出,自古以来,各种形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都处在不同形式的交往之中,并在交往中实现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双重融合,因此把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作为纯而又纯的“地方现象”来研究都不妥当。现代化研究中的依附理论则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以特定世界环境为条件,忽略这一环境,单纯从西方国家内部挖掘现代化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模式”,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实践中,将误导发展中国家。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不仅学术界和理论界,而且整个社会都感受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贫困”。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以不同形式参与国际贸易或国际事务的中产阶级越来越不满足于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而他们系统了解世界历史的愿望又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理论与实际脱节,大学里的历史专业日渐萧条,历史学毕业生求职越来越困难,以致美国全球史开拓者之一麦克尼尔不无忧虑地表示:“如果我们的教授继续一味从事微观的区域性研究,将思想封闭在一个窄小范围之内,我们的历史课堂终有一天会变得空空荡荡。” [5]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提出,应开创一种“以全球为一体”的史学,其宗旨是说明人类同属一个种,经历同一的历史,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其方法,是综合考察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运行机制的统一性,说明文明、民族或国家等不同形态的人类组织在全球这一“动态交往网络”中的互动关系;其本质,是继承西方史学以“模式”框架解释世界历史的传统,用“互动模式”取代“主导-传播模式”。就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关系及区别,全球史学家特别做了说明。他们指出,“主导-传播”(diffusion)意味着一种事物强加在另一事物之上并取而代之,而这种“模式”充其量只是“互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互动”的内含远更丰富,其表现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形象地说,从形态不变而方向变化的两只台球相撞到化自身于无形却缔造出一个新物体的精子-卵子结合,所有类型的“相遇”都可以叫做互动。[6]

  全球史学家之所以把“互动”作为建构世界历史的基础,首先因为他们认为“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他们认为,任何人类社会组织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他们必然存在于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彼此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或网络,并在该体系或网络内部相互影响。麦克尼尔特别指出,这种体系或网络与所谓“文明”并无对应关系。他说,文明的经典定义是“一种共有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在人们所说的各种文明内部都存在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而从外部来看,在文明与文明之间接触不可避免,在接触中各个文明时有“求同存异”之举,甚而遵守相同的行为准则和商业规范,既然“本质主义”意义上的文明根本不存在,所以把人类切割为不同文明并不反映人类生活实际,用以解释世界历史更难自圆其说。

  其次,全球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全球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他们说,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正因为如此,全球史学家主张,历史学家应对不同文化的“相遇”(encounter)保持足够的敏感。

  在通史编纂和专题研究中,全球史学家表达“互动模式”的方式计有如下几种。

  一,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研究者指出,即使作为当代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在美洲的简单移植,而是印第安文化、非洲黑奴文化和欧洲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元素是三种,而非一种。有人就英国和印度两地的性偶像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殖民时期不仅英国文化影响印度,印度文化也影响英国。

  二,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 “共生圈”。有的全球史学家认为,如果把互相关联的整体作为基本单位,迄今为止的人类全部历史应该只分为两个时空单元,一个是自人类出现直至18世纪中叶的“亚欧非文明圈”,一个是从18世纪中叶至今的“全球文明圈”[7]。

  全球史学家探讨的其他“共生圈”包括8-15世纪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环印度洋贸易网络”或以南亚大陆为中心的“南方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围绕南美种植园形成并包括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移民与商业网络”、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等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以某种文化符号或某种产品的产销为纽带,也会形成互相关联的共同体,如古代使用 “0” 数字的世界、18、19世纪的“棉花生产世界”、“食糖生产世界”或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录音机世界”。

  三,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比如论述中国宋代三大发明以及货币地租制度如何先后影响“伊斯兰世界”和 “地中海世界”,刺激欧洲市场,并最终影响了“地理大发现”;又如论述近代早期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白银开采如何影响了欧洲、南亚和中国的经济。有全球史学家指出,必须重新认识棉花生产对近代世界面貌的改造作用,美国的独立和南北战争、工业革命、近代殖民体系、资本全球流动的肇始以及在埃及和印度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棉花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说明全球化时代任何局部地区的变化都折射世界发展趋势。2005年在摩洛哥举行的全球史世界大会即以“小地方与大世界”作为论坛题目,显示了全球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五,“地方史全球化”。有“当代史学之父”之称的美国历史学家菲力蒲·柯廷(Philip D. Curtin)1995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之后,积极倡导在国别史、地区史研究中引入全球视角,主张把区域性历史事件放在全球整体运动的背景下重新考察,重估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历史意义,使“地方史研究全球化(Globalizing Regional Histories)”。“美国史全球化”近来甚至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运动”。

  六,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如跨国别、跨文化的妇女史、商人史、移民史、疾病史、民主史研究,旨在通过比较异同,说明“互动”的历程与机制。

  七,生态史、环境史研究。有学者认为,人类内部的互动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与人类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之间的互动、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是分不开的,因此生态史、环境史应是全球史不可或缺的内容。目前,从生态角度“言说”世界历史正在成为一个独特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

  八,跨文化交流,即文化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和传播。相对于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制度等方面的互动而言,文化的互动起步较晚,这可能与文化研究比较困难有关。既然文化研究在西方学界属于各地民众生活意义的“深度描述”(吉尔兹语),那么就可以想见,对文化借鉴的含义、宗教皈依的深度、文化交流的机制进行分析评价显然会比对各种“有形事物”的流动更困难。可以说,在文化互动方面,全球史学家尚未形成公认的范式。但是已有全球史学家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指出,既然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人口、环境和政治的发展,那么也一定会影响文化的发展。本特利认为,文化互动的核心是反映价值体系和世界观的三大文化传统的流传,即科技传统、观念传统和宗教传统,研究重点当是不同社会的代表和不同传统的鼓吹者密切交往以后发生的借鉴和反应。[8]

九,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在这方面,全球史学家的观点并不一致。关于互动规律,有学者认为“距离制造美”,外来文化的“天然”魅力就是文化传播的基本机制。[9]而更多学者似乎认为,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新事物会引发人们的兴趣,但人们对外来文化未必总持欢迎态度,然而拒斥外来文化并不意味着必然不受其影响,因为拒斥过程本身也会引起自身文化的变形。至于对外来事物的接受程度,与人们直观地认为取决于“输出方”是否强势相反,全球史学家认为主要取决于“输入方”如何选择。本特利认为,一个社会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作出选择,取决于其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所以研究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与文化选择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文化史研究的真正主题,其研究方法为:确定跨文化互动最活跃的年代,继而探讨在不同背景下发生的文化交流模式。[10]关于互动的最终结果,有人认为是全球实现统一文化,有人则认为,全球交往越密切,“本土认同感”越强,文化差异将永远存在。另外,不同文化在接触中,相互的“误读”也是全球史学家关注的课题。

  十、“全球化史”(history of globalization)研究

  2002年霍普金斯主编的《全球化史论》[11]一书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系统总结。当代的全球化趋势引起人们对全球化历史渊源进行探讨的兴趣。最初,西方学者沿用传统观点,认为全球化是1500年以后西方缔造的。全球史学家就是从质疑这一传统观点作为其研究起点的。他们认为,就全球化的本质,即各地逐渐连为一体而言,全球化绝非当代现象,也不是始于15-16世纪,更与西方人的独特贡献无关,而是自从人类组织出现以来一直存在的发展趋向。许多全球史学家将迄今的全球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家产生至1600年,称为“古典版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古代帝国(马其顿、罗马、拜占廷、阿拉伯、中国等)是其集中表现形式。尚武精神、征服意识、商业利润、猎奇迷信、宗教传播是推动这种全球化的基本动力,移民和城市是两个关键因素。第二阶段为1600-1800年,称为初始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在这一阶段,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由边界清楚的领土国家建立的国际交往取代古代帝国成为全球化的新的表现形式。而金融业、服务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是国际交往加强的前提条件。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伴随全球交往规模的扩大和频率的加快,全球化进程突然提速,但如果说欧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西方的兴起”,而在于这一阶段前期为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1800-1950年,为现代全球化阶段。在民族国家兴起和工业化传播的背景下,主导前两个阶段的普世主义让位于民族利益;全球面貌展现为国际关系,而新国际秩序的支柱一个是商业,一个是帝国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第四阶段被称为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早先的帝国纷纷解体,跨国组织和区域组合出现,民族国家不再是推动全球联系的唯一动力;而伴随“以原料换加工”的传统分工模式完全转变为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全球经济真正实现了一体化。

  富有理想的全球史学家抱持共同的伦理观。他们认为,世界史学家应该放眼全球和全人类的历史,而不能对某一种文明的历史怀有特殊的情结;他们应对任何国家或民族夸大自身世界历史作用的态度进行谴责,对任何忽视生态环境的“人类中心主义”加以警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促进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或许,“互动”理念是受这种理想的激发?

 

[1]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2003.p. 3, p.viii.

 

[2] Jerry Bentley, “Crossp/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AHR. 101(June 1996) p.750.

[3]载于哈佛燕京学社主编:《人文学与大学理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4]埃德加·莫兰:教育的七个黑洞, 载于哈佛燕京学社主编:《人文学与大学理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5] 麦克尼尔曾多次表达过类似的忧虑,参阅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for Citizens,” AHA Newsletter, March 1976, pp. 4-6; William H. McNeill, et al, “Beyond Western Civilization: Rebuilding the Survey,” The History Teacher, 10 (Aug., 1977): 509-548.

[6] Patrick? Manning, The Problem of Interactions in World History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101, No.3. (June 1996), pp. 771-782.

[7]本特利2008年秋首师大授课题目:谈全球史视野下的文化交流,未刊。

[8]本特利2008年秋首师大授课题目:谈全球史视野下的文化交流,未刊。

[9] Mary .W. Helms, Ulysses’ Sail: An Ethnographic Odyssey of Power, Knowledge,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0]本特利2008年秋首师大授课题目:谈全球史视野下的文化交流,未刊。

[11] A.G.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Pimlico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