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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全球史

刘新成

编者按:本文根据刘新成在2011年 “方法、资料与规范——全国百篇优博导师?博士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该论坛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于2011年8月21—25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举行。该论坛集中了历史学、外国文学和语言文学领域中6位全国百篇优博获得者和他们的6位指导教师,分别是:2001年优博获得者陈明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他的导师王邦维教授,2006年优博获得者张小艳博士(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她的导师张涌泉教授,2007年优博获得者冯培红博士(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他的导师郑炳林教授,2008年优博获得者游自勇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他的导师郝春文教授,2009年优博获得者余欣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他的导师荣新江教授,2010年优博获得者陈志坚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他的导师刘新成教授。在为期3天的论坛讲座活动中,他们既讲述了有关新的学科增长点、学术规范、治学经验等内容,也针对研究生关注的如何选题、如何撰写论文等问题,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做了很好的说明和示范。参加本次论坛活动的50多名学员,来自全国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博士后和青年教学科研人员。

刘新成: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全球史在中国”,日程安排是一个半小时,很难讲很多东西。另外我们这个班的构成绝大多数都是搞中国史的,可能对全球史比较隔膜。我想还是采取漫谈的形式,不很具体地讲很多关于全球史的内容。因为刚放暑假的时候是7月10日左右,复旦大学搞了一个博士生暑期学校,和奥地利一个基金会合作搞的。今年的题目是全球化,所以我也去讲了一些全球史。那次给我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最后有半小时的互动,结果班上的学员感到互动的时间太少。所以我想今天一个半小时至少留出半个小时互动,大家一起交流和讨论恐怕收获更大。另外我讲的时候大家一个字都不用记,因为题目是“全球史在中国”,前不久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的年会,世界史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总部设在美国。它是1982年建立的,目前世界上大概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都参与了这个协会。这个协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这个年会每三年有一次是在北美以外的地区举行,2011年这次北美以外的会议就是在我们学校举办的,大概来了外国学者400多人,国内的学者100多人。在那次会议上我有一个主旨发言,讲的就是这个题目。这个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是说给外国学者听的,让他们了解全球史在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一种遭遇。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可能从国内的学者来讲感受会略有不同,我也不想讲那么详细,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一起讨论。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全球史,因为我觉得在座的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领域还比较生疏。全球史总的来说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它是一门课程,它是在美国产生的,美国的大学里所有的学生在毕业之前都要修历史的学分,必修是四个学分,其中有两个学分是学美国历史,另外两个学分可以自选非美国的历史,比如可以选东亚史等等。长期以来选的最多的是西方文明史,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在美国的大学生开始感到对这个课非常不满,因为那时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美国的大学生希望了解西方以外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其他的文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样对只学美国史和学西方文明史这样两门课就不满。全球史的创始人之一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假如我们大学课堂里还继续只讲美国史和西方文明史的话,总有一天我们的历史课堂会变得空空荡荡,没有人爱学。在这时有些学校有些老师开始讲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者叫做世界史(World History)。全球史和世界史在美国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世界史跟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凡是中国以外地区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史。但是在美国世界史专门指的是一种宏观的、全球的历史,不是说美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统称为世界史。文艺复兴史、启蒙运动史、二战史、印度史、东亚史都不叫世界史,它的世界史就是一个宏观的,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世界通史。

有些老师开出了这样一门课,而这门课非常受欢迎。大概从七十年代开始开这门课,到九十年代时美国各个高校的学生除了美国史之外,再选另一门课的时候,有80%的学生选全球史,而不选西方文明史。这样这门课越来越受到欢迎。所以在2004年,美国历史学会开年会的时候,在那个会上原来教西方文明史的老师发出抗议,因为很多学校都转型,原来讲西方文明史的老师没有学生选,就去备全球史的课。有些不愿意转向的,选他课的人越来越少,岗位受到威胁。所以在2004年美国历史学会开年会的时候这些人都抗议,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全球史而不讲西方文明史,我们西方文明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讲,就是说受到全球史很大的挤压。

除了美国之外,现在在欧洲、澳大利亚,甚至在日本、韩国全球史的课也开始开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视。前不久王晴佳写了一本书,里边说全球史正在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一门显学,它的起源是一门课程开始的,但是随着课程的开设,它慢慢演变为一种史学观念或者一种史学方法,我们国家把它叫做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影响更大了,在2000年奥斯陆举行的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上,它号称历史学的奥林匹克。那次会上题目是“全球史是否可能?”,就是说它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或者史学观念已经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到2005年在悉尼举行历史科学大会的时候,这时候已经不再争议了,悉尼这次无论是大会的主题还是分会场的讨论题目,大概有60%以上都跟全球史有关。2009年美国历史学会在纽约举行年会的时候,它的题目叫做整个历史学的全球化,或者是使整个历史学都变成一种全球史观统辖下的历史学。就说明它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决不限于只是编撰世界通史教材,或者讲授世界通史,而变成一种史学观念。所以它变成一门显学主要原因大概在这儿。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全球史观为什么成为显学,现在为什么产生这样大的影响。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宏观,高度宏观。整个历史成为一门科学,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普鲁士制定了现代科学的标准,历史学在那个时候成为一门科学,从一开始在世界史的学科里边就是国别史,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是世界史的组成部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兰克,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就应该是民族国家。因为按照西方的历史哲学,民族国家诞生之后人类的理性才开始真正的萌芽,并且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才沿着文明不断进步的路线起步。什么叫民族国家?我们搞中国史的不特别在意,在世界史里边,民族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讨论也很多。总的来说西方的历史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认为,在近代以前,或者说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前,这些所谓的国家,是一个王朝的或者是一种信仰的国家,它共同服从一种信仰,或者是某一个家族进行统治。这个国家并不是在这个区域内所有的民众,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而维护的一个群体。当然这是西方的观点,东方这些国家的历史不同,西方史学理论家对东方情况也不太了解,他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区域内的所有人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来从事自己的活动,这是在民族国家成立以后,应该说起步是在路易十四以后的事情。在那以后一个国家才开始理性地指导自己的国度奔着一个目标去发展,而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人还处于蒙昧状态,没有进入理性的这样一个轨道,比如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因为没有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是盲目的。

那么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研究人类的理性活动的,只有这些建立民族国家的地区人民才有历史可言,没建立民族国家的地区和人民没有历史可言。所以他们的历史学科里讲到世界史时只讲西方的历史,像中国截止到现在,在西方或欧洲学科目录里,当然美国除外。在他们的学科目录里可能只是近几年才开始设中国史、印度史,在那以前不叫历史,叫中国研究或者东方研究或者叫东方学,决不叫中国史或者东方史,因为你不是民族国家,你没有进入理性的发展轨道。所以从世界史角度来讲,他们认为世界史就是不同国家的历史。

所谓全球史跟西方的史学传统的最大区别,就是世界史并不是国别史,它是一个高度宏观的,是跨国家、跨地域、跨文明的一种历史,或者说这样一种审视历史的角度和方法。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当然跟全球化有关,跟后现代思潮有关,有很多背景。我就讲这种宏观的史观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重视,或者它的优势在哪儿,除了它描述了一个人类整体的历史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对历史研究有什么帮助。可以举这样几个例子,比如说美国史,在2005年时美国历史学会年会有人提出,叫做“从全球史观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美国史”。一般人认为美国史是美国独立之后,也有人说太短了,追溯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有人追溯怎么和印度安人的文化结合。用全球史观重新研究美国史之后,现在美国史认为美国的文化,或者美国史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十二世纪的欧洲,因为跨国、跨地域、跨文明地来研究了,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新的观点。

再比如像近代欧洲的兴起,有人说欧洲的崛起归因于工业革命,有人说归因于资本主义萌芽,归因于文艺复兴等等,这些都是就欧洲本身的现象来研究,那么从全球的背景来看,而且这个现在基本上被大家所公认,如果说欧洲近代兴起,真正有市场经济的传统因素的话,这种市场经济的萌芽是从哪来的?是从中国来的,认为是中国在宋代时一些商品意识、经济行为通过当时世界上最活跃的贸易圈,就是印度洋贸易圈传到了阿拉伯世界,然后进入了欧洲,正好促进了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然后这些城市里诞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利用全球史观打破原来以国家为单位来分析历史的这样一种传统,颠覆了所谓西方兴起的原因。

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做《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它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纯粹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里有很多东方文明的因素。这也是用全球史观来审视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很多。全球史观高度宏观的这样一种视角是全球史观的一个特色。

全球史观的内容,就是说怎么描述全球史,大致有这么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写大历史,现在在市面上可以见到一本书叫《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从宇宙大爆炸写起,一直写到今天。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这已经成为全球史学界的共识了,一定要写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历史绝对不能脱离环境来谈,而这个环境里边最重要的因素是能源,能源又经过几个阶段,从生物能源到矿石能源到新能源等等,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从高度宏观来看都是争夺能源。而能源他一直追溯到大爆炸。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星球上能源从哪儿来,能源有多少种形式,能源的提供和未来的走向究竟怎么回事,他从这个角度来写。在大历史里边真正有人类的历史,在那本书大概也就占一半多一点,他还涉及到人类同其他的生物之间的关系,从非常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历史。这个书应该说有一定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是一个慈善家了,在历史方面唯一得到比尔·盖茨资助的就是写大历史的这个人,不仅资助他的研究,而且让他用新媒体的各种演示手段,让他出书去宣传他的理论和观点。大历史,这是一种。

再有一种是从生态史的角度写世界通史,这比大历史稍微微观一点,它是以人类出现之后为中心的,但是也是讲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用整个生态作为一个主要的线索来写世界通史。这里边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影响人类历史的因素是技术,而技术会影响环境,环境反过来会制约或者促进技术。技术和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影响人类历史最根本的因素。我觉得全球史是非常唯物主义的,它总是从物质的环境、物质的背景、物质的条件出发来讲人类历史的发展。那么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在哪?马克思的起点是生产力,是人对自然单向的开发。它也是唯物主义,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人不是单向地对自然开发,反过来人的开发要受自然界的限制。所以它在谈历史发展的时候,也认为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和环境之间是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开发利用。所以从生态的角度来讲全球史也是一种表现。

再有一种表现是从人类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这个角度来描述世界通史。这个所谓互动类似于我们传统讲的交通史,讲中国和外边世界的交流是怎么回事。这种以互动的角度来讲世界通史,它的基本线索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本特利(Jerry H. Bentley),他有一本书是《新全球史》。他认为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如果说生态史关注的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互动,那么这种更关注人类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他认为这种互动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且影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是他的一个切入点。

还有一种表述方式是用体系史,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体系,不能单独地看这个世界上某个国家某个种族的存在和发展,任何一种国家民族和种族的存在都和其他国家民族和种族共生的,都有一种联系,所以整个人类是形成一个体系的,应该从这个体系的角度去描述世界通史,而不能抽出某一个单项来描述。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这是全球史的描述形式和方式。

全球史观的宗旨是什么,现在说法很多,我认为能够比较全面来体现宗旨的是这样一个表述,《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 a history)这本书认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做全球史研究,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尽可能地发现、描述和理解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变化。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全面的描述,尽可能发现、描述和理解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变化,而不是一个地区一种文明的。大家如果看这本书的话,它是说我所讲的历史如果说有意义的话,只对过去的人有意义,或者说我只是去发现过去的生活对过去的人有什么意义,对今天的人毫无意义,而且它认为对今天毫无意义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是通过了解过去的历史使我们对我们生活的每一条街巷,或者我们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都知道它的来源,对它的认识更加敏感就足够了。这是作者后现代的一种想法,认为不可能去发现什么规律,而且规律本身都是一种主观的建构。

全球史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人特别关注的就是它反欧洲中心论,或者叫做“去欧洲中心主义”。所以全球史观在美国兴起跟当代的思潮有关,而且跟全球史观史学家的政治立场有关。我是2003到2004年时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当时跟全球史的学者接触比较多,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所有搞全球史或者鼓吹全球史的全是民主党人,一个共和党人都没有。而且这些人当时正面临着美国的大选,对小布什深恶痛绝,认为如果再让小布什当选的话对美国绝对是灾难。后来小布什连任了,搞全球史的史学家们确实感到非常悲痛,因此得抑郁症的确实有,他们是思想上属于偏左这样一些人,所以跟他们反欧洲中心论的想法也有关。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全球史观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来看看全球史观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全球史观这个词据我查是1987年最早出现,有一本书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文版是南京大学的杨豫翻译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全球史观的创始人之一巴勒克拉夫,在他那本书里提到了一种全面的历史观,这个翻译者就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全球历史观”,后来就简称为“全球史观”。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全球史观为中国世界史学者所更多地知道。全球史观来到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对它的评价不一样,正反两个方面。正面评价认为全球史观符合时代的需要,认为是全球化进程在史学领域的直接反映,在当今世界人类交往更具频繁的崭新形式下,运用全球史观审视人类历史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向。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说全球史观的确立应该被看成战后西方史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就它的学术意义而言,有些人说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讨历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全球史观提出的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应该说给中国学者振聋发聩的提示。如何运用全球史观彻底改变国别史拼凑的马赛克式旧体系,乃是我国世界历史工作者刻不容缓的重要使命,关乎一种真正意义的世界史观在中国的形成。这是正面的反映。

不同的反映也有,有一篇论文的题目叫做《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也有的人在用全球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类比,断言全球史观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的规范体系,因为不能以全球史观作为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指导思想,甚至应该警惕它像西方国家现代化研究衍生的替西方霸权张目的结构功能一样,充当全球化时代新殖民主义的话语策略。有人认为西方全球史学者宣称去欧洲中心超越民族自我崇拜,创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世界史学,无异于名人的呓语,中国学者只能保持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的独特记忆,建立属于中国史学的全球史。两种观点完全不同。

下边我想分析一下对全球史观的态度和反映为什么会有区别。我觉得首先要梳理世界历史这样一种观念在中西两个文化系统中是怎么演变的,因为全球史观不是凭空想象的,它一定是在两个不同文化语境当中发展到今天才出现的。

先说西方,在西方世界历史长期属于历史哲学范畴,所谓世界历史里边的世界这两个字不过是人类的代名词,世界历史的内容不是陈述史实,而是演绎人类的命运,说明历史归宿,核心是探究支配命运的力量。在中世纪这种力量被归于上帝的意志,后来则归于人类的理性。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世界历史理性这种学说到康德晚年获得完美的表达,康德这种表达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对后来整个西方的历史观有很重要的影响。康德的书很难读,1999年翻译出来的,叫《历史理性批判》,他去世之后后人整理他去世之前的最后四篇论文,给它编在一起叫《历史理性批判》。后来中国的学者叫何兆武,他对康德的研究非常有成就,他最后出版了《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我觉得要了解后现代以前的西方史学脉络,只看何兆武的书就足够了。这段表达实际上我是读了何兆武的书后,从那里面归纳出来的。康德的书坦率地说看不太懂。

康德的观点大致是这样,他说人类的宿命就是以固定模式发展自然赋予他们的各种潜能,历史地来看,人类的共同性在于把人的自然性转化为社会性,人类为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与之共同发展,必然试图解释这个世界和自身,这种解释就叫做文化,而理性就是发展文化的潜能。虽然理性为人类所共有,但是因为解释世界和自身是由个体完成的,所以文化必有差异,世界因而必是共性与差异性并存,人类历史及世界历史就是阐释包含所有文化差异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换言之就是揭示不同文化最后如何统一于人类潜能的充分挖掘。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影响深远的目的论、进步观、阶段论至此形成。康德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认为上帝赋予人一种潜在的能力来开发自然界的资源,改善我们自己的命运。那么人类的这种潜能是不是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要看人类自己对自己这种潜能的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这种能力就是理性,而开发的过程就是文化。这种能力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人类的历史有它的共性,就是都在开发,都在自觉,但是也有差异性,就是开发的程度不同。所以世界历史就是既描述这种共性又描述这种差异性。为什么他说西方国家的人有历史而东方国家的人没有历史,他就是说东方人还没开始开发的进程,而西方人开始了。后来影响整个西方历史哲学的基础就是康德这种思想,为什么后来西方历史哲学,包括中国受很大的影响。有一个目的论,有一个一线论,有一个进步史观就在于康德的这种思想。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总有一个终点,总有一条路线,而且它是向着一个目的的,而且它是不断地进步和发展的。它的进步论、目的论包括阶段论都是从康德思想起源的。当然康德再往前又跟基督教思想,世界的终点这些都有关。但是从近代科学来讲,他认为总是不断进步的,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总是向着一个目标的。只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分成不同阶段,有进步有落后。后现代主义颠覆的就是这个。

到康德时西方的历史哲学是这样一种思想,这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演绎的历史学渐渐让位于叙事的历史学,到了兰克那时,所谓西方近代历史科学的奠基人兰克,他写的都是国别史,都是民族国家史,因为他认为只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写历史,才能说明人类的不同群体在这条有目的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究竟他们的共性在哪,差异性在哪。所以我们概念当中所说的世界历史这个学科一建立,就是国别史。

而这种世界历史观念一诞生,或者欧洲的历史国家从一开始从事描述的历史学,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既定的历史哲学框架下将欧洲国家处于突出位置。这是显然的,因为当时欧洲处于优势,而且欧洲人发明了理性的历史观,所以放在突出的位置。其实早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形成过程中,欧洲人已经开始自我膨胀,伏尔泰在回顾世界历史时虽然承认东方曾为古代世界中心,但是他认为中心后来转移到希腊罗马,而这一转移意味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而此后的世界历史全部成为欧洲文明的扩展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康德的理性引申为自由精神,提出人类理性的终极目标就是自由精神的充分实现,而欧洲文明已经达到这样的顶点,历史就此终结。连渐露端倪的美国兴起,都只能算是史后现象。康德说人类历史的最终归宿是人的理性的充分开发,黑格尔说到十九世纪时欧洲人的开发已经到头了。美国兴起是人类理性开发到头之后的史后现象,这不是历史研究的范围。

总之,按照欧洲的学术,既然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理性或自由精神的发展史,而欧洲已经达到顶峰,世界历史已经终结,那么世界历史除了书写欧洲,便没有其他选择。这就是十九世纪欧洲世界史学呈现欧洲中心主义的内在逻辑,也是民族国家成为思考与叙述的基本单位,而宏观世界史学渐行渐远的原因。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世界剧变,颠覆了欧洲霸权并惊醒欧洲人,伴随着这种时代剧变出现的历史反思,从社会生活角度看总是质疑与现实反差最大的陈旧观念为起点,在研究取向上总是从学术发展史的最近端切入,所以欧洲中心主义便不期而然地成为西方世界历史学的反思重点。

凡是不承认西方中心的,因为讨论当中总是以欧洲或者西方为一方,以反欧洲反西方为另一方,所以凡是反欧洲反西方中心的都被统称为全球史观。这种全球史观在西方发展有一个过程,尽管全球史观这个概念出现的并不是很早。首先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指出欧洲或者西方文明不曾也不会定格于文明的顶峰,为说明文明的命运,他们举其他的历史文明为例,虽然他们没有批判欧洲中心,但拓展了欧洲世界史学的视野,使后者在惟我独尊一个世纪之后重新认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再之后就是巴勒克拉夫,他呼唤宏观世界史学的回归,是主张把去欧洲中心的思想从思辨史学转入叙述史学的第一人,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撰写贯彻全球史观世界通史,但是他提出要公平对待各种文明,承认各自历史贡献。再有一个人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他写的《全球通史》在方法论上进行开创性的尝试,提出了所谓月球立场,提出了非国家叙述单位。他认为世界历史要写的时候不能一个国一个国来写,而要跨国家跨文明为单位,充分展示他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决心。再之后就是沃勒斯坦和麦克尼尔,他们在方法论上走的是解构西方文明的一条路,这种解构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沃勒斯坦方式,他提出世界体系说,他想说文明不可能单独存在,只能生存于多种文明组成的体系当中,一种文明的兴衰有赖于体系发生变化,而不能仅仅从文明自身寻找原因。这是他解构西方文明的一个途径。再有一个途径就是本特利和麦克尼尔这些人,他们解构认为文明不可能纯粹,各个文明都是多种文明成分的混合物,而且彼此处于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当中,脱离这一过程为文明分类和定性本身就是荒谬的。像彭慕兰去欧洲中心最为直截了当,他说一直到近代早期,世界的中心根本不在欧洲,而在中国。这些都是从全球史观的发展脉络,从不同的角度去批判欧洲中心论。这是全球史观在西方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在中国,世界史这个概念应该说跟西方的完全不同,中国史学传统悠久,但世界历史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传统当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特别是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出现。我们的世界历史是在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被西方人打开中国国门之后,随着我们一部受屈辱的历史而引进来的。所以这样我们对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或这个学科的感情上就很纠结。一方面我们当时希望引进西方的东西来强大我们自身,另外一方面对西方又有一种抵触情绪,如果说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可以全盘接受的话,在思想文化理念上接触之后这种情绪就很纠结。所以我们在1949年以前,少数历史学家引进了西方的历史哲学或者历史观念,也对这种东西持一种赞成的态度,但是对以西方为中心,或者没有把中国文明放在历史进程当中,心理上或者感情上很难接受,在梁启超、周谷城的著作当中都有体现。

解放以后我们引进的是苏联世界历史的体系,这种体系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把西方或者欧洲传统以国别为基本单位叙述世界历史的方法也拿进来了。到周一良和吴于廑两个人写中国世界通史的时候,基本是拷贝的苏联科学院的十卷本的《世界通史》,实际上就把苏联的体系照搬过来。在照搬的过程当中,吴于廑意识到这种以国别为单位叙述世界历史的方法并不非常可取,但当时历史环境也没有更大的作为。文革以后中国国门打开,思想充分地解放,在这时中国搞世界历史的人开始接受外面一些观点,并且对自己的历史观开始反思,像吴于廑应该说读了一些西方全球史观的书,因为他的文章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引用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文章。在80年代那个历史环境当中,他还不得不到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去找相似的说法来支撑他的理论,在编六卷本的时候齐世荣先生跟他一起编,我听齐先生讲,因为齐先生读马恩比较熟,当时吴先生特别让齐先生去找一些马克思或者恩格斯的语录,来支撑这种宏观的横向的看到各国历史之间联系的依据。我记得齐先生说当时他找到了恩格斯的语录,去跟吴先生讲,他非常高兴。

一方面了解了西方全球史观的观点,特别对我们的世界通史只讲各个国家社会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而不讲和世界各个民族地区联系的历史感到非常欠缺,这样就和全球史观有接轨的地方,并且吸收了一些全球史观的东西。

但是全球史观毕竟是一个舶来品,就像二十世纪初期和十九世纪末,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观点有一种纠结心态一样,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心态也仍然存在。在我们文章当中就有人提到,说我们历史研究如果只是一味重复西方史学的概念和结论,盲目地复制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对发展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只是一种削弱甚至破坏的作用,这种研究毫无价值。也有人说我们在研究借鉴全球史观时,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权。总之还是认为西方的观念不能照单全收,应该说里边有学理方面的一些思考,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警觉。

上面主要说全球史观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说中国为什么对全球史观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但是应该说也有共同之处,就是全球史观在西方和在中国引起的反映有共同之处。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他号称是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对他是不是真正批判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我们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批评。北大出版社最近出的第七版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高毅写的一篇评论,他认为仍然是西方中心论。这里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一种方法论上的质疑。在美国有一个普林斯顿学派,他们认为西方世界历史的概念、定义、命题都是西方人自己来定的,不管你对西方的史学理论进行怎样的反思,你都是在它的话语系统当中去思考。用伊格尔斯的说法,他是现在美国搞西方史学的大家。他说在我们批判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我们所用的那一箱子工具都是西方人提供给我们的,用这种工具我们是不可能去批判西方理论的。有一个印度裔学者叫扎克拉马尼,他说我们现在无论是描述还是反思西方的历史,都是用西方的这些观念,用西方的这些理论,西方的这些现实来做的。他说因为我们话语权就是在西方,如果我们想真正颠覆西欧中心论的话,我们得用孟加拉的语言,而且当孟加拉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孟加拉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上最受崇拜的模式,只有到那时候才可能,现在在这个话语的语境下我们不可能真正地颠覆西方中心论。

比如说把一种英文翻译成中文时,我们好像说能准确地翻译,实际上不是这样。比如说I’m teaching in the classroom,我在教室里正在讲课,这是我对我刚才所说的这句话的一种翻译,我想就这句话让在座的每个人翻译的话,翻译的不可能百分之百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字,一定是依据你自己的知识储备,依据你对英文表达的理解写出你自己翻译的词句。如果把这个变成一种理论在这儿说的话,底下的人究竟怎么理解我的理论,仍然是根据你的知识储备,你的信息量,根据你所习惯的语言,你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我说的理论。语言既然是这样一种东西,不是一个能准确传达的东西,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够成为真理的,没有所谓客观真理。因为我说我这个东西是一个客观真理,但是在各位理解我这个所谓客观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理解。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真理是一种自我建构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是后现代主义语言学转向的核心。所有的理论,不管它是真理还是谬误,都不是客观存在,而是每个人对它有不同的认识。为什么颠覆西欧中心论?也是根据这个。你说西方的模式是最好的,你这个模式用ABC表达出来,你们都得按ABC去做,实际上大家怎么理解这个ABC是不同的。既然批判欧洲中心论是这样,所以你现在要建构起一个新的全球史观这种模式的时候,你也没有理由说你这个是最好的,你也没有理由说你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你是最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所以对全球史观这种批评,不管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都有一种人认为,全球史观可以存在,可以作为一种描述的方式来描述。但是不能认为全球史观就是一种真实的客观的描述,只是描述的一种。

那么我们中国人批评全球史观的时候主要就认为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史观,大家说你就不应该寄望于它是一个正确的史观,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史观。所以有人说我们不能用全球史观指导世界历史研究或者世界历史编纂的时候,有人就说不仅不能用它,也不能用任何。我们最理想的编纂世界历史通史的办法,或者最理想的推动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方式,就是让它尽可能多地存在,尽可能多的版本出现,每一个版本都有它的合理性,每一个版本都有它合理的解释。每个人的世界历史观是他自己生成的,而不存在一个正确的世界历史观让大家都接受。所以全球史观在美国所受到的批评和在中国所受到的批评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不认为它是一种客观的正确的历史观,而前提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一种正确的客观的历史观。

我想我就先讲这些,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提问:刘老师你好,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有一些研究内容跟您的内容有点相近,比如中西交流史。您觉得这跟您讲的有什么区别?

刘新成:因为我对中西交通史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觉得肯定是有联系的,不同文明或者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是有交流的,而且是互相有影响的,但是我觉得传统的中西交通史只是描述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挖掘的不够,或者不是在一种理论的框架下从事的研究。

提问:中西交流史强调互动,您讲的全球史核心理念也是互动,这两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对等?

刘新成:我觉得可以作为对等,但是你如果看看《新全球史》,对比一下我们原来《中西交通史》,这两个视角仍然有些不同。《中西交通史》大概主要侧重的还是商品,或者是怎么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是什么人在上面怎么活动,这种互动的内容挖掘的可能不是特别多。

提问:我对全球史是外行,但是刚才听老师多次讲到马哲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马克思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白白地掠夺了工人的价值,所以说他们要进行斗争。在学的时候我一直有个想法,如果资本家是白白掠夺的,那资本家做的那部分功,就是资本家管理企业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那他的报酬应该从哪儿来?这个剩余价值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归给资本家?

刘新成:我注意到在我们对待这个理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变化,原来我们认为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力两者组成的,大概九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就把这种概念转化成生产要素,不再用资本和劳动力的概念去描述生产的成分。这个当时在理论界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实际上既然认为它是生产要素,资本就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原来我们说资本和劳动力的时候,里边有我们的价值判断,劳动力是被剥削的。换成生产要素的话,资本是要素之一,劳动力也是要素之一,基本上没有价值的判断了。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能解释你那个问题,不是说资本是坏东西,从阶级的角度分析资本家和工人这是一个范畴,你分析生产过程当中的各个要素是另一个范畴,在说生产各个要素当中,比如说国企,资本家就是国家,你怎么能说国企也是坏东西呢?它是生产的要素。资本家和工人里你做阶级分析的时候,他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作为生产要素来讲他们对生产都有贡献。既然都有贡献,那么他在里面拿到一部分利润,他拿到一部分回报也是应该的。

提问:按照康德的理论,文化生态学和今天讲的全球史观相同吗?

刘新成:有一派在描述全球史的时候用三种理论工具,社会学、生物学和地理学的。从生物学角度看,所有人类的能力智力是相同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从社会学角度他描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和不平等,他认为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也是基本相等的,而且方式和方法也有很大的可比性。所以用生物学工具和社会学工具来解释人类整个历史的时候,更多的发现是他们的共性。而用地理学工具来分析的时候,发现借用地理学工具可以说明人类的差异性。他认为不同阶段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是决定各个群体发展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西方还能统治多久》,这本书解释了这个问题。从很长的时段来讲,如果从15个千年的历史来看,西方不是第一次统治世界,而是第二次。在15个一千年里边有14个一千年都是西方统治世界,只是在500年到1750年这一千多年是东方统治,而之后又是西方统治,造成这个统治的原因主要是地理因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地理环境它的优势是互换的。书里边提到一个发展的悖论,他说有好的地理条件,然后就利用这种地理条件的资源,而你利用到一定程度,你的发展模式和你的资源条件就产生了矛盾,或者发展到顶点了,技术可能也有不同的突破。那么在这时候恰恰在另外一种地理条件下运用这种技术它有更好的发展优势,这是一种理论。

提问:我有两个小问题向您请教一下。第一个您说在西方有宏大的全球史传统,另外您讲到十九世纪兰克史学是比较盛行的,这种宏大的全球史学在西方是怎样形成的?第二个为什么在中国没有类似于汤因比那样的鸿篇巨制呢?

刘新成:这个问题我不一定回答得好,因为我不是特别懂。我想是这样,西方产生这样一种宏观视野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人类群体是呈现碎片化的,欧洲那么一小块地区从起源开始就分成很多小群体,这样每一个地区的思想家在思考的时候,不仅要思考到自我,而且要思考到他人。即使在希腊罗马时代他还要看到小亚细亚,他知道有不同的群体,这样他有一个自我有一个世界,有一个本土有一个外界。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着眼点是整个人类,是整个世界。所以自从基督教的哲学开启以后,基本上西方整个的思考都是全人类的。我觉得不同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大一统,中国这个民族的文明主体是中原,或者大部分的思想家他所看到的是在我们这个大一统文明内的事物,外面都是蛮夷了,所以这样世界眼光就受影响了。现在大概也是佛教传入之后才有了一个宏观的视野,而佛教里的世界和基督教里的世界又不太一样,佛教里边的世界更多是在精神层面,人的境界到了一个什么层次,和基督教所说这个物质的世界还不大相同。

提问:刘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说要站在月球上看历史,我想他想强调从客观上要观察全球史,但是这个方法我们具体怎么实践,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有做到,但是他有这样一种很漂亮的理论。我想知道我们真的能够像外星人一样站在太空中俯视地球,还是我们观察历史的同时站在自己民族的领域,具有自己积累的经验观察历史。您在自己教学和研究当中是用哪种角度或者哪种方法去观察全球史或者世界史的?

刘新成:我觉得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从两方面来看,从肯定的方面来看,实际上这种表达是有点夸张,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一种文明的一种价值观念和他的模式来评价其他的文明。他的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西方的模式是样板,是标准,然后以我们这种标准来看待其他的文明。不能以我们自己作为进步的标杆,认为凡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就都是落后,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其他的文明。所以他说不仅西方不应该这样,中国也不应该这样,中国也不能认为中国文明是老大,凡是跟中国文明不一样的就都贬低。所以他所谓站在月球上就是说站在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上,而不是任何一种惟我独尊的价值标准上来审视世界,他是这样一种想法。从对西欧中心论批判的角度来说,应该肯定他这个做法,就是说他否定西方模式是标杆。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同意你的想法,他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说不可能?就是所谓的纯客观,实际上不仅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做不到,就是每一个人也做不到。每个人的思维,每个人的知识储备建构了你自己的一个世界观,你自己的世界历史观,你这种世界历史观一定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世界历史观都是不同的,怎么可能说你的描述就是一种纯客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呢?

你说我怎么来贯彻,因为这也确实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一,我确实不认为,别说我,任何一个人所写的任何一本世界通史就应该是绝对正确的是最好的,没有。应该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世界历史观,但我同时也承认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但并不意味着一定各种理解都是没有共通点的。比如我们不能说哪一种世界历史观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如果有二百种世界历史观,大概我们能够形成某种共识,就是从哪些角度来审视人类的历史是我们认为合理的,是好的,哪些角度和哪些看法可能是荒谬的,或者不足以让人信服的。所以一种理论的存在与否实际上和它的民主性是相关的,是一种大家的共识来确定这种理论的生命力。

我认为现在在我们的世界历史观里边,在当代写好或者认识好的话,有两个因素要考虑。第一,我们要反思我们的发展理论,因为无论中还是外,不管持什么样的理论和分析工具,都认为发展是好事,都是以发展作为一个标准。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还应该换一个角度,首先我们应该解决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我们所说的发展都是物质的发展、经济的提升、技术的提高,那么这些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能带来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反思的。先在理念上解决,或者是大家要认识到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反思人类历史上哪些进程是朝向着好生活的,哪些进程是背离好生活的。我觉得这个在世界历史观念当中是有欠缺的。

第二,在我们的历史描述当中应该加入更多的道德因素,比如说中国传统史学当中道德因素是比较鲜明的。但是历史科学化以后,好像对道德因素欠缺了。社会发展究竟起没起推动作用,究竟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有没有推动作用,实际上还是以这种发展作为价值标准。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反思人类历史时不能缺少道德因素,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究竟是不是一种好的生活。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讨论过哥伦布评价,严中平和朱寰两个争论很久,严中平就认为他是一个魔鬼,杀死那么多印第安人。朱寰就认为他带来的日后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了西欧的原始积累,于是应该肯定哥伦布,严中平就要否定哥伦布。当然这场争论最后不了了之。但是我觉得这种争论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那么对整个历史来讲,我觉得现在受科学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在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当中,道德因素有缺位的倾向,我觉得应该弥补。我个人认为应该在这些方面更多的思考,当然如果我们每个人对这种理论有想法的话都可以交流。

主持人:我们感谢刘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