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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讲坛”第一讲:公元前三千纪到两千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陈星灿 研究员)

11月29日,受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全球史讲坛”活动之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陈星灿在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图书馆报告厅进行了题为“公元前三千纪到两千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演讲。活动由夏继果教授主持,人民大学的徐晓旭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金寿福教授进行评议。首都师范大学晏绍祥教授和岳秀坤、李永斌等多名老师也出席了讲坛。

陈星灿老师首先抛出了张光直和严文明两位先生所划定的中国早期文明交互圈。两位先生认为,中国早期的文明,就是在各交互圈之间的互动愈发密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不同的是。张光直先生所划定的交互圈是多中心的,而严文明先生所划定的交互圈则是以中原文化圈为中心。

陈老师随后指出,经过中国考古学家近百年的工作,我们对中国文明的形成有了四点基本的认识。首先,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本土起源。第二,中国史前文化是多中心的,各地区史前文化相互作用、影响,都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第三,没有任何一个史前文化或地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中原地区也是在公元前3000纪的中期之后,才慢慢形成了青铜时代第一个最辉煌的文明,即二里头文明。第四,中国文明是以长江、黄河为主体的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

陈老师为我们展示了四条东西方交流的通路,以及这些道路上所发现的东西方交流的物证。在物证方面,陈老师分别从金属、小麦和大麦、黄牛和绵羊、马和马车几个大类分别展开。陈老师认为,考古的证据可以表明,在二里头之前,中国的铜器是从外部通过新疆、甘青地区进入中原的,但在二里头开始形成了中国独有的青铜礼器,之后反向外部施加影响。铁器已经被认定为是西方传来的。小麦从龙山时代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即二里岗之后大量出现,说明在中国至少经历了一千年的适应,直到汉代才普遍流行开来。黄牛在中原地区作为家养动物多见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DNA研究显示,黄牛既有外来的,也有中国本土的驯化;驯马也最早出现于西部,但马和马车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迷。

最后,陈老师总结道,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间,主要发生的几件事情即:小麦和大麦的东传;冶金术的东传;绵羊和黄牛逐渐被中原地区所接受;马和马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陈老师认为,公元前三千纪到两千纪,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是一个打包式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多层次的传播过程;早期文明的密切联系,大致就是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此时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都已经产生,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印度文明和中国第一批国家也出现了,而这些文明之间已经由前述的道路和物种连接了起来。

陈星灿老师的演讲之后,徐晓旭、金寿福老师先后进行了评议,两位老师也从自身的研究方向谈了自己的见解。

姜伊威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