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5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在文科楼405举办了第15期“全球史学术沙龙”,来自我院的李永斌老师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主题为《古典学与东方学的碰撞: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现代想象》的精彩讲座。
李永斌老师的研究方向是希腊罗马史,在我院主要讲授世界上古史、西方古典文明、世界文明概览等课程。他先后在《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光明日报》、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部分被《人大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或论点摘要。
讲座一开始,李老师首先为我们呈现了两幅古希腊地区的地图,简要介绍了古希腊文明范围以及古希腊海外殖民等相关研究背景。接着,他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东方化革命”的产生、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第一,“东方化革命”的提出。“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90年,英国古代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约翰·博德曼在《阿尔明那与历史》一文中使用的Orientalizing Revolution这一术语。瑞士古典学家沃尔特·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一书,则对其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并使这一概念广为流传。通过列举、分析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李老师认为,“东方化革命”是一个以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概念,是指公元前750年—前650年这一时期,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革命性的影响,它也从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但“东方化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和“东方化时代”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要理解和辨析“东方化革命”,前提是对“东方”、“东方化”以及“革命”等基本概念的考量。
第二、“东方化”的史实基础。“东方”不仅是一个地域和文化的范畴,而是建立在地域、文化和民族基础上的综合研究领域。这一范畴内的“东方”泛指在文化方面与希腊人有一定联系但是又相区别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希腊人的“东方化”的过程,更多地体现在艺术、宗教和文学领域,这些领域的成果也构成了“东方化”的现实基础。
第三、“东方化革命”的想象。这也是李老师本次演讲的中心部分。当前“东方化革命”研究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证明这些相似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影响,而不是按照自身的规则独立发展起来的。在这一问题上,李老师认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但是其范围主要集中在艺术领域以及一些具体社会文化事项方面,在许多其他领域中,希腊人仍然保持了本土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而且艺术上的“东方化”也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因此,“东方化革命”本身不是一个纯粹历史性的概念,而是在历史的研究中混合了许多想象的成分,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东方的影响只是在社会的某些层面强化或加速了固有的趋向而已而,“革命”更是无从谈起。
第四、想象性的根源:古典学遭遇东方学。“东方化革命”更深层次背景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随着欧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勃兴和政治势力与版图的重新划分,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股民族保护主义的风潮。西方学者因此倾向于把古代东方对古代希腊的影响降到最低。与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古典主义相对应的是东方主义思潮,伴随着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出版和对该书的讨论,一些学者希望打破偏见并为东方正名。“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这一话语体系正是重新认识“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的具体体现,它反映了西方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反思与自发调整。
讲座的最后,李老师还为同学们分享了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一些心得感悟。首先他强调,一篇学术论文的立意决定其成败,细节决定其高低。同时,他结合自身实际经历告诫大家,在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面对好的选题要格外珍惜,多交流,多斟酌,不要急于求成。最后他指出,学术论文既要追求理论高度,同时写作时也要谨记论从史出,不能空谈理论。
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历史学院的晏绍祥教授、夏继果教授对李永斌老师的文章及演讲进行了精湛点评,各位老师与同学也就“东方化”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此次沙龙不仅使同学们对古希腊“东方化”等相关内容有了深入了解,同时也对大家今后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论文写作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张捷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