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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王永平教授应邀赴上海师范大学讲学

  2012年11月12-13日,全球史中心的王永平教授应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邀请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学术交流,并举行了两场学术报告。

第一场报告的题目为:“全球史观与中古史研究”。首先介绍了“全球史”观在世界上的兴起,指出“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近年来在国内外史学界越来越引人关注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它代表的是全球化时代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世界史的研究已经开始突破旧的以国家、民族为核心的历史框架,侧重于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域、跨文明的互动与交流,以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历史架构下被忽视的人口迁移、环境变迁、帝国扩张、物种与技术转移,乃至传染病的扩散等历史现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这是与以往的世界史研究大有区别的新现象。接着又重点讲述了“全球史”观在中古史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全球史”观传入中国以后,它与传统的世界史研究相比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全球史”非常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在中国,中国史与世界史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学科和专业。世界史是排除了中国史之外的各国历史的相加和汇总,而中国史则主要是以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为主要线索的断代史和专题史的分解与整合,这样就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往往割裂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普遍联系。如何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应用“全球史”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破除“欧洲中心论”(这是“全球史观”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同时,也要防止和破除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观”,将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其他地区历史进程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也才能更为正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要贯彻“互动”理念。“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无论是丝绸之路的开辟,还是佛教的传入以及历史上的“汉化”与“胡化”现象,都是中外文明“互动”的结果。“全球史”所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诸如人口的迁移、疾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生物的交流、技术的转移、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在以往的中古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总之,全球史观给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视野空前开阔、思维空前开放的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与方法,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将全球史观应用和贯穿到中古史的研究当中,将为我们的研究模式带来重大的改观、开辟更大的领域。

第二场讲座的题目是:“‘拂菻狗’东传:从拜占庭到中国——兼论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物种传播”。该场讲座的主旨是试图贯彻和运用“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 “拂菻狗”的东传,来探讨古代丝绸之路上物种传播的途径和规律。王永平教授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世界各文明区域之间就存在着物种传播和交流的种种迹象,甚至在相距很遥远的地区之间也会发生。但是在古典时代之前,这种远距离的传播往往会受制于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局限,呈现出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到古典时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大大地增加了人类各群体之间“相遇”与接触的机会,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物种在更大范围之内的传播规模和速度。报告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和传世图像资料指出,唐代从西方传来了一种小型“拂菻狗”,深受唐人的欢迎与喜爱,被当作宠物来饲养,其形象出现在很多诗文笔记小说的描写当中,甚至在画家的作品里也多有表现,对于唐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对于丝绸之路上的物种传播问题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例证。通过分析,可以大致描绘出“拂菻狗”从拜占庭到唐朝东传的路径,即:从地处丝绸之路最西端的拜占庭传到中亚粟特地区的康国,再翻越葱岭到达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最后抵达丝路的最东端唐朝。由此可以看出,在远距离的物种传播过程中,往往是通过间接转手或接力型传递的方式来实现的。

  讲座之后,王永平教授还就全球史以及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如何运用的相关问题逐一解答了师生们的提问。王永平教授的两场报告不但受到了上海师大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而且有助于全球史在国内的认知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