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年9月8日上午九点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文科楼408
人员:Alfred Andrea、夏继果、刘文明、梁占军、孙岳、陈晓华、钱益汇、陈志坚
记录:陈志坚
翻译:孙岳
第一部分:世界史的四种研究视角
夏继果:今天上午,我们全球史研究中心的成员在这里与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Alfred Andrea举行一次座谈,座谈的主题即是即将于2011年7月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全球史学会第20届年会的会议主题问题。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两个,其一是世界历史上的中国(China in World History)。其二是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from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关于第一个主题,我们已经有了行动,比如,由我中心主编的《全球史评论》第3期的稿件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组织的。今天,我们将侧重就第二个主题与Alfred Andrea深入交流一下。
Alfred Andrea:根据美国世界史学会的规定,学会的年会每3年在美国之外的国家举行一次,由WHA主办,由有关方面协办。正如夏老师所说,明年的美国世界史学会的年会将在首师大举行,这也遵循了学会的先例。今天我们将就该次年会的主题以及如何根据主题准备参会论文的问题进行讨论。很明显,我们所选的第一个主题与此次会议的协办方(东道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长久以来,人们往往精于,且局限于对民族国家本身的研究,例如,在我们佛蒙特州,有一个教美国史的历史老师,他的美国史教的很棒,但他在教授美国史时只谈美国史,毫不涉及其他。这种侧重于民族史志的传统史学方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不足。在未来几天的讲座中,我可能会频繁谈及跨文化、跨地区、跨民族等字眼,这些就是世界史所提倡治史方法之核心。所谓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你们称之为全球史)就是用跨文化、跨地区、跨民族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从而描述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它是宏观的历史(Macro history),它是大历史(big history),循着这一思路,很多题目都可成为明年参会论文的主题,很多题目都值得研究,但前提是,学者们必须有广阔的视野,独到的视角。
下面我就简单介绍四种选题方法:
第一、比较研究
世界史治史方法很多,其中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比较研究法,即拿一个与另一个比较。比如,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一个古典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国,有孔子、老子的思想开始形成并传播,而在南亚次大陆,佛教思想也在形成。学者完全可以比较中国和南亚次大陆这两个时期的思想形成过程,如果比较后,人们往往发现,中国的思想呈现世俗化,而南亚次大陆的思想则更侧重精神追求。再如,苏联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革命的过程,学者可比较两个国家在践行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及其后果。此种案例不胜枚举,但我觉得稍后我应该了解一下在座各位的研究领域,各位可以谈一谈自己领域的研究,以及自己的兴趣点,以及自己所寻找的自身领域与世界史的契合点。
第二、接触、互动、交流
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教授来首师大讲学多次,我想他肯定已经提及这种研究角度。拿我研究的丝绸之路来说,丝绸之路不是一个单向的流动,而是一个双向的流动。一方面,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引入了很多东西进入中原,在器物方面有西瓜、葡萄、杂技、音乐等,在思想文化方面有佛教、摩尼教等引入。其中思想的引入也不是简单的引入,而是经历一个改造的过程,在中国形成的佛教思想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思想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在汉唐时期,中国还是一个输出者,中国的很多发明创造,如造纸术都对西方及人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对日本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在吸收中国制度和文化时也是有选择的吸收,并加以改造,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当然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史实,但关键是要用世界史的视角去看这些问题。
在现代,新中国的崛起更能说明互动与交流的重要性。中国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济快速发展,2008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一个全新的中国正在崛起。而应该说中国所取得这些成就都是在与世界的互动与交流中实现的,中国的崛起是在互动中实现自强的经典案例。
第三、聚合与离散(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聚合与离散是世界史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视角。例如,日本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就同时出现了聚合与离散。初唐时期,日本大力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这是所谓文化的聚合,这体现了优秀制度和文化的吸引力。而中唐以后,日本开始将所学内容与本土文化结合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这就所谓文化的离散,而文化离散的过程也是新文化形成的过程。再如,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也正体现了聚合与离散。1930-1940年,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是可信赖,可改造的盟友。二战结束后,罗斯福继续认同中国大国地位,执意让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安理会成员之一,这两个阶段是两个国家聚合的过程。然而,这种聚合现象仅持续到冷战开始,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并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国,这让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产生激变,从此开始了离散的过程。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中美双方的努力下,特别是在中方领导人毛、周的推动下,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中美开了新的聚合过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美的聚合进入了更深层次,肯德基在中国的遍布就是一个典型的证据。
第四、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视角
中心与边缘视角是审视世界史的另一个重要模式,它来自经济学理论。我们之所以把它选作2011年年会的第二个主题,是因为中华文明在数千年以来一直都是居于中心的国家,并对其邻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此次参会的国外学者来自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可能在他们的论文中谈及世界的其他中心,比如,美国学者可能会认为美国是美洲的中心,并谈及位于其边缘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但边缘和中心是相对的概念,很多国家和地区,不只是中国,都有自己对自己地位的特殊理解。一个人认为的中心可能是另一个人认为的边缘,反之亦然。
我对2011年年会主题及准备参会论文的情况介绍就到这里,下面我想了解一下大家的研究兴趣,并接受大家的质疑、批评、意见和评论,并愿意就相关的问题和大家一起进行深入的交流。另外,我还想多谈一个问题,即所谓学术会议的本质问题。我认为,学术会议即是众多学者相聚在一起提出自己观点,并相互交流、对话、质疑的场所,这里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有的只是同意或不同意,还有礼貌的讨论和交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2005年开始参与办会,每次办会对于我来讲都是追求快乐的过程。我的哲学是大家聚在一起不止是讨论学术,还应该强调友谊和快乐。我会在参会的闲暇时间里和参会者一起聊天、旅游、逗乐、打扑克牌,以至于大家都把我称为“胡闹大王”。这是我所享受的,也是所有参会者所享受的。
第二部分:问题与讨论
钱益汇:你好,Alfred Andrea先生,我是研究方向是商周考古学。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中国早期历史上的史前时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所谓的中心与边缘,如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就明显处于中心的地位,它对周边的各个小聚落产生了辐射和影响。我想问的是,这种现象能否用您所提到的世界史“中心与边缘”视角来解释,换句话说,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中心与边缘,而非跨区域的中心与边缘现象能否纳入世界史研究的范畴,能否使用世界史的方法和视角?另外,我认识一位教授,在墨西哥研究玛雅文化,他也是利用中心和边缘的视角考察这一问题,而且已经有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我是不是可以借鉴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聚落形态与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问题?
Alfred Andrea:这是我刚才尚未谈及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问题。近年来,在世界史的研究领域内,跨学科研究,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研究世界史是一个新兴的趋势,如麦克尼尔尝试利用自然科学知识研究环境史,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学者利用相关学科知识研究灾难、疾病等历史。这是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听到你提出的问题,我发现,你正尝试利用考古学的知识研究世界史,这是难能可贵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和发散的,然而近期的考古发现表明,实际上中华文明是在各个聚落文化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中形成的。在玛雅也有类似的过程和模式,因此,我建议你在研究中国的同时能加入一些比较的内容,把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放在一起比较,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陈志坚:Alfred Andrea教授,我的研究领域也是中世纪史,主要侧重于中世纪英国财产继承制度和习惯,对中世纪英国的长子继承制度以及相关的财产继承习惯,如诸子平分制、幼子继承制等进行过一定程度上的考察。自从接触全球史以来,一直试图用全球史的方法来指引我的研究,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自己的研究领域。最近我发现,英国的财产继承制度在近代早期经历了一个自英国本土向其各个殖民地,包括北美殖民地和亚洲殖民地(如香港)传播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与殖民地本土的财产继承制度和习惯发生了碰撞、交流和互动。我想问的是,这一现象是否能用全球史的中心与边缘模式解释?
Alfred Andrea:这是个好问题,如果从英国的角度写历史,英国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的确曾是世界的中心之一,殖民地可视为受其辐射和影响的边缘,你这里还会涉及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当然可以用全球史的中心与边缘模式解释。如果抛开这一模式,你会发现,其实制度文化的扩散本身就是全球史学者考察问题的一个视角,人类的散居早就是全球史学者关注的对象,制度和文化的扩散也必将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另一研究热点。
陈晓华:关于全球史的互动,按照您的讲解,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全球史的互动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认知?不知我的这个理解是否符合您的本意?
Alfred Andrea:是的,当然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全球史的互动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认知。比如秦汉时期,作为少数民族的匈奴与汉民族的互动、中国内部儒道佛之间的容纳吸收排斥,以及各学科之间及其内部分合聚散,都是一种内部互动。外部互动,比如你现在的课题,十八世纪中西学术交流与传承,即是很好的一个外部互动个案,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18世纪中国有古典文献编辑的热潮,西方有“百科全书派”的兴起,这两个问题完全可以拿来比较,以全球史的视野,通过比较来考察中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异同,透视中西未来不同发展路径。
孙岳:世界史研究在美国是怎么进行的,学生在接触世界史时往往就要面对如此宽阔、宏大的全球视角,而且研究生在做论文时一般是有自己的很窄的专业方向,导师也经常告诫研究生要从小话题入手来反映一个大世界,这不显得很矛盾吗,如何培养学生如何做世界史科研,如何协调宏观视角与微观研究的矛盾?
Alfred Andrea:我也经常自己问自己这个话题,我可以用我的研究经历来回答你的问题,当我上研究生时,我选择的领域是中世纪欧洲史,侧重于对十字军东征和拜占庭帝国的研究。当时尚没有全球史的概念,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局限于欧洲视角,即使对阿拉丁的研究也是从西方的角度。我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但逐渐地,循着十字军东征的足迹,我的视野放开了,视角丰富了,我发现,十字军东征通过东征这样一种行为把遥远的中亚、拜占庭、甚至远东的一些地区都纳入了一个更大的全球图景,通过这样一种视角,十字军东征不再是历史上孤立的历史史实,而是成了整个历史图景的一部分分。到目前为止我仍是美国中世纪史学会的会员,我坚信,中世纪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是相互补充的,相互促进的。由此可见,专业研究和全球史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我相信,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平衡很多东西,也要不断接受新的挑战。因此,不管你在研究什么,不管你对什么感兴趣,都可以加入全球史的视角,很多东西很难说是纯地方的,是孤立的,相反任何东西都是存在联系的。
我在大学多年来一直从事《世界史导论》的教学,我的教学对象大多是18岁左右的孩子,《世界史导论》是一门非常宏观的课程,涉及问题多,地域广、难度非常大。这对于18岁的孩子来说,接受起来非常困难。我也经常问自己,是否有必要将这门课程继续开下去。但这门课程来说对18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又极为重要,不仅能帮助他们走出去,去发现世界,还能帮他们认识人类大家庭的多样性,丰富他们的知识。所以这门课程还是必要的,但在教学中要作适当调整,帮助他们形成全球史的思路,打破传统的史学思维模式,从而帮他们形成一种从另一种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的习惯。
几十年来,我们共同见证了全球史在美国的扩张,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到目前为止,美国有46个州规定,中学生必须要学习全球史才能顺利毕业。在大学层面上,几乎每个大学都开设《世界史导论》的课程,这意味着在美国有一大批教师在从事世界史教学这一行当,这使得全球史的教师需求激增,因此很多像我一样原先不是搞世界史的转行进入这一行业。到目前为止,美国有45所高校开展世界史博士生培养项目。但世界史博士生在学习过程中,一般都同时会有一个相对较窄的专业领域,并在此专业领域内选题做世界史的博士论文。与此同时,美国世界史学会的分支机构纷纷在世界各地成立。在亚洲,我们的亚洲世界史学会最近在日本成立,并已经开展了很多活动。非洲也有类似机构成立,今年年初,世界史学会的第19届年会在圣地亚哥成功举办,两周之前,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成功举办了一次专题会议。到目前为止,美国世界史学会已经吸纳了1500名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在这些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学者和学生。由此可见,近年来,世界史在美国发展还是相当快的,可以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本来,历史学家无权预测未来,但我在这里却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目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全球化的新趋势。
刘文明: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中心与边缘在某一特定时期和某一特定地区是很明显和容易区分开来的,那么我们使用这个概念工具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为说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这个工具似乎就没有多大作用。第二,美国许多有名的世界史或全球史学者基本上都是研究古代中世纪史出身的,或者非洲史出身的,因此研究主题集中在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一些问题。那么,美国从事现代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哪些问题?第三,给研究生上“全球史概论”之类的课程是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原因之一是宏大话语不易为学生掌握,从微观史研究出身是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学的观念,或者说对历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之中,50年前,即使某史学大家写出一篇宏观的文章,当时可能不被认可。但现在人们却已对类似的文章司空见惯。我想问的是,如何让研究生从微观史入手做全球史,刚才您讲了全球史研究的四种视角,如何把这四种视角细化到可操作的层面?
Alfred Andrea:感谢你提出的三个问题,下面我顺序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心和边缘只是一个看问题角度,或者可称之为一种模式(model),一种有用的工具,绝不是像语言阅读那样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不必成为它的奴隶,比如,学者在研究美国移民过程中完全可以不用这种模式也可以进行。但在研究某些历史史实时,使用这种工具就更有利于揭示历史的动态过程。比如,如果考察唐朝时期的敦煌,我们发现,相对于当时东西方两大帝国唐朝和波斯,敦煌无疑都是处于边缘地带的一个小地方,但在某种意义上,敦煌却是不折不扣的中心,因为这里是佛教进入唐帝国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这里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前的酝酿中心。由此可见,中心与边缘的视角如同一把放大镜,把特定时期特定地点的历史放大,或者称之为一种隐喻的手段,让特定的历史史实得到强调。
关于第二个问题,你说的问题是事实,在过去,的确是搞古代中世纪的学者在研究世界史(world history),现代部分多是由研究15世纪之后历史的学者在搞。人们往往习惯称呼1492年之后的历史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及所谓的全球化的历史,而之前研究孤立的大洋、大洲的跨文化、跨地区、跨种族交流的历史学家则被称为世界历史学家(world historian)。其实,1492年之后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也可利用世界史的角度来理解。例如,奴隶贸易。传统史学在对奴隶贸易研究时,往往只关心奴隶贸易对非洲和美洲经济的影响,而如果从世界史角度来考察,我们完全可以研究贩奴所用船只情况,及行走路线,以及黑奴在世界各地的散居过程。再如,现代化问题也是世界史学者关注的热点,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我们完全可以比较孙中山在中国进行的国民革命和土耳其的革命。在现代社会,疾病传播的问题也正成为热点问题,这也值得世界史学者关注。作为体育运动一种的篮球也日益成为吸引人们眼球的东西,学者完全可以以此为关注点,利用世界史的观点来解读篮球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微观和宏观的确存在矛盾,但并非不可协调。从中西方的史学传统来看,古典时代的中西方经典史著都有强调宏观的典型案例,如东方的司马迁的《史记》,西方的《圣经》。微观史盛行的年代是兰克时代,而目前的世界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之前宏观史的回归,而这种回归却不是简单的回归,它是一种聚合的回归。世界史在吸收了微观史学方法的注重原始史料的观念基础上,与多学科合作,实现了新的回归,就像所谓的凤凰涅磐一样,形成了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
的确,带领研究生写好学位论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带研究生25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捶问自己相同的问题。在协调微观史料和宏观思想的矛盾方面,我们的经验是,让学生的宏观思想建立在对原始史料的解读的基础之上。首先要学生掌握大量的相关原始资料,然后选取论述的视角,要么比较两种现象,要么有选择性的挑选世界史研究的其他工具,敲定自己论文的题目和论述方式。我们会在自己的科研过程中替学生搜集一些经典的资料,并付梓印刷,帮助学生快速进入史料,目前我手中拿的这本书就是由我主编的一部原始史料集,该书是第六版,目前它的第7版正在酝酿之中,我会把手头的这一本送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但在利用原始资料的过程中也要根据学生个人的能力和客观条件对学生的任务适时调整,例如,我们的学生如果需要欧洲中世纪史料,他们完全可以赴欧查阅相关档案,他们可以看懂拉丁、法语、意大利文字,但如果不具备该能力,客观条件也不允许,可以利用前人编辑的史料集和英文的翻译著作。也可以考虑写史学史,史学史实际是把别人的研究历程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可以建议研究生选择现当代的一些话题去写,类似的话题不胜枚举,刚才也谈到一些。因为现当代的史料相对好找,如果学生研究中国、朝鲜、日本之关系,报纸完全可以充当史料。学生需要做的只是要有创新能力,在理解史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如,研究生也可以选择研究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中国关于他们的记载肯定是汗牛充栋,研究生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史料考察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再如,研究生甚至可以把美国大片作为研究题目,考察美国大片传入中国后,其中蕴含的美国文化是如何对中国产生影响的,美国大片中蕴含的美国价值观在中国是如何被评价的。刚才提到的篮球对于研究生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题目,研究生可以考察篮球及其文化是如何在中国传播、流行的,对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也可考察效力于美国职业篮球队的姚明的全球史。这样做,大概就能做到,既有原始史料,又有宏观的视野。最后我用美国的一句谚语来结束我的发言,挑战越大,收获越多(the greater you challenge, the greater you gain)。谢谢大家!